策划导言
2月下旬，一则有关“一票否决”的新闻引发舆论的热议。
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为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员管理工作，广东在探索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中设立了八个试点单位，各试点单位分别制定了“不合格党员”的具体标准。引发舆论质疑的是，有的试点单位规定，党员“参与集体上访”将被“一票否决”；有的试点单位规定，党员“本人或其家庭成员在征地拆迁中不配合工作、阻碍工作的开展”也将被“一票否决”。这里所说的“一票否决”，是对由此被认定为“不合格”的党员进行劝退或除名。
有党建专家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中央强化党员管理的初衷，是对“一票否决”行政手段的滥用。
作为一种超常规的刚性措施，“一票否决”对于严肃法纪、推行政令有着特殊的威慑力量，但如同“猛药”一样，不宜过多，更不可滥用。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为强力推进某项工作，自行列入“一票否决”的考核内容越来越多，使“一票否决”呈现出泛化趋势，令广大基层干部不堪重负。
在“一票否决”不断增多的巨大压力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以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甚至弄虚作假的方式寻求“对策”，不但加大了行政成本、浪费了社会资源、抵消了政策效力、助长了形式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谈到法治政府建设时明确提出：“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在以法治精神建设现代政府的目标下，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票否决”理当遵循法治原则予以规范。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基层干部发出的强烈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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