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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否决”新观察

□ 策划:薛万博 □ 统筹:李小平
2013年05月30日08: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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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面: “一票否决”泛化引发负效应

“一票否决”机制为确保事关全局的重要决策实施和重要工作完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一票否决”的日益增多,质疑之声也不断出现。舆论普遍认为,泛化甚至异化的“一票否决”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基层干部不堪重负。 《人民日报》、《半月谈》等媒体曾分别对基层干部的负担问题进行过报道。据记者调查,一些乡镇党委政府与上级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签订的责任状达二十多份,有的地方甚至达六十多份。过多的“一票否决”事项使一些基层官员纷纷感叹“难以招架”、“力不从心”,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中央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基层干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精神压力过大,“问题十分突出”。

《浙江日报》一篇关于“一票否决”的报道认为,“一票否决”给人以一棋不慎、满盘皆输的压迫感。“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不少乡镇领导如此描述工作中的烦恼。“突出工作重点,给干部压担子并没错,但现在上面动不动就弄出个专项检查、达标考核,动辄就与‘一票否决’挂钩,实在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位在乡镇工作近十年的党委书记如此感叹。

为了在诸多的“一票否决”考核中达标,一些基层干部自知存在“短板”,就不得不打“感情牌”、在接待上级考核官员上下功夫。湖南省一位乡镇干部曾对媒体坦言,如果接待工作再做不好,检查考核就可能通不过,尤其像计划生育、维护稳定、环境保护等项目都是“一票否决”,被哪一票否决,也就什么都“黄”了。

项目过多顾此失彼。“如果都用‘一票否决’,就没有‘一票否决’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当“一票否决”考核指标过多、过滥时,地方政府的工作就会偏离中心越远,扭曲地方政府应有的工作重点。“‘一票否决’多了,大家反而都麻木了。”

担任过多年县区主要领导的“学者型官员”李克军认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满足基层社会需求而提供管理和服务。但是,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达标竞赛,借助“一票否决”的力量,形成了超强的控制力和威慑力,使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被上级领导机关的指挥棒弄得疲于奔命,也使本已十分残缺的服务功能更加脆弱。

为切实减轻乡镇负担,为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创造条件,新疆曾在2011年对“一票否决”进行专项清理,并明确提出,除保留中央要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事项外,其他“一票否决”事项一律取消。一位乡党委书记在得知这一新政后如释重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这些年为了应付检查,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耗费在写汇报和整理材料上了。一年中,乡领导迎接各种评比考核检查的时间有220多天。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工作,直接影响到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

压力催生弄虚作假。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俞云波先生曾用一副对联来揭露泛滥的“一票否决”造成的弊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在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教授看来,“一票否决”被滥用,有时候会产生“逼良为娼”的恶果,“基层政府想尽办法完成上级任务,如果实在完成不了,就要想办法对付检查考核,于是,各种歪招也就随之而来。”

2009年,《半月谈》刊发的一篇调查报告披露了基层政府应付上级机关各类检查、督办的一些奇招、怪招:尸体火化数量不达标,就花钱买火化条子糊弄检查组;督办的社会稳定事件没处理好,就花钱买通督办人员瞒报;计划生育的“引产、流产”指标没完成,就找来意外怀孕的学生甚至“三陪”小姐来充数;有的地方把“为民服务件数”列入考核范围,乡镇干部就坐在办公室,凭借农民户口簿编造“为民服务的事项”。一些基层干部把应对检查的招数总结为“编”、“凑”、“夸”、“盖”——编造无中生有的成绩,凑出眼花缭乱的政绩,夸大似是而非的业绩,掩盖真实存在的问题。

高压造成资源浪费。在层出不穷的“一票否决”高压态势下,一些领导为了在考核时不被否决,根本不考虑本地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计成本地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完成“一票否决”的工作项目,甚至举全市(县、乡)之力也要确保“一票否决”工作项目的完成。如此一来,行政资源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造成了各类资源的严重浪费,行政成本也不同程度地随之增加。

《人民论坛》曾刊文指出,被考核者为了应付“一票否决”所规定的行政管理指标,势必会运用行政权力,将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不计成本地集中使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配置的低效率。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因为‘一票否决’过于刚性,反过来可能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比如信访‘一票否决’,引发了‘截访’‘黑监狱’等许多新的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河南某地一位乡党委副书记曾告诉记者,一到全国“两会”期间,乡干部就全体出动,层层蹲点“防上访”,北京一个、省城一个、市里一个、县里一个、村里一个;还要动员所有村干部联合“围剿”,付出的成本不言而喻。有些地方还把信访与干部的经济利益进行捆绑,要求干部交一定的保证金,在出现问题时作为罚金。

(责编:杨媚、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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