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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确立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汉唐时期却取得了长足地进展，汉唐时期系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自成体系和不断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和实际运用。汉唐时期，不乏学者从哲学层面论证了缘何要以民为本的问题，为民本思想的深入奠定了基础，同时开辟了哲学思维之路径。此时，民本思想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层次，还是从实践层面均得到了长足进展。董仲舒认为君主必须以民为执政之本，为民仁政，仁政安民，并提出了君主的权利要受到上天的安排，要限制君权，提升民本。中国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本口号。在玄学家看来，儒家的纲常伦理极大地压抑了人性，不利于人之个性的发展，为此有人主张道家哲学思想：任自然是当时的社会心理趋向。人本的表现在于要不要名教的问题，在玄学家看来，名教繁琐，压抑人之个性的增长，为此，新道学家们认为必须祛除名教，尽情展现人之本性。历史上的“竹林七贤”正是这段时间对民本思想的呼唤而出现的。隋王朝昙花一现，说明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隋王朝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其二，隋王朝的稍瞬即逝震动了唐王朝，使唐王朝在很大层面上吸取了隋灭亡的教训，即要以民为本，否则将灾祸无穷，如此使民本思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李世民登基以后唐王朝汲取了隋王朝灭亡的原因，提出了诸多民本思想，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一畏也。”（《贞观政要?政体》）唐太宗认识到民的力量是何其之大，民众对君主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必须重视民的力量。他采取了“王道仁政，安人理国”（《贞观政要?政体》）的治国理念。故此，隋唐时期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地认识，汉唐这段时间，有诸多学者均在为民请命，他们关注民生，大大推进了民本思想的深入与发展。
民本思想到了明清时期进入到了日趋完善的时期。民本思想的完善，主要得益于西学东渐，国外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与民主主义浪潮的呼唤，这个时期可称之为民本思想的理论升华与总结论证阶段。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曾一度陷入了低谷。宋明理学将人世间的伦理道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理学的核心主旨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将普遍性的道德行为置于天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民本主义思想陷入低谷。然而，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古老的民本思想受到了来自于西方人的挑战，西方所谓的民主思想催生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一些有识之士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借助于西学之东风，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更具有理性化色彩和哲学思辩。此时民本理论化升华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对以理杀人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外，对民本思想的合理层面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反思，从而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向了巅峰。明清时期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向巅峰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三位，分别是黄宗羲、唐甑和王夫之。这三位有识之士均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如黄宗羲指出封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成分主要表现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指出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凸显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诚如邹华玉、战继发先生评判黄宗羲时所说：“他把已被专制所扼杀的孟子民本主义重新推上了新高度。孟子是在君臣各有等级的君臣不平等的基础上来阐述君臣关系的，而黄氏则是把君臣放在同一水平线上来阐释君臣关系的，已完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飞跃。”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唐甑从平等观和人类学的视角将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中国古代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众为邦本”的观点，并在某种层面上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具有了科学因子；同样，王夫之对中国民本思想也有着新的贡献，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总结者，他提出系列“严吏治”、“宽庶民”、和“重民情”的民本主义思想。经过诸多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逐渐走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阶段，并达到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日趋完善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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