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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逻辑问题，也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线索问题，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陈胜粪先生与台湾的金耀基先生的民本思想分期说，他们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也即三期说。如陈胜粪先生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有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思想体系，则在汉晋唐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鸦片战争以后，民本主义开始和近代民主主义相衔接。” 陈先生并没有完全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按照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分期分类，他将民本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此外，台湾金耀基先生关于民本逻辑的三分期说显得更有特色。他说：“吾国之有民本思想之澈上澈下，第一期与神本政治交融，乃成为有‘神之主在民’的观念之‘神’、‘天’合一的政治；第二期与君权政治结合，乃成为有‘君客民主’的意识之开明专制；第三期与民权政治汇流，乃成为有‘四万万人皆有作皇帝’之新思想。基此，吾人若谓中国五千年之政治为民本思想作根底的政治，非不可也。” 金先生关于民本思想分期的划分，既注重分期的时间性问题，同时还对每一个时期的特点作出了详细地说明，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民本的历史逻辑，本文从陈胜粪的观点，也即民本思想的历史逻辑分为三个层面：即民本萌芽期、民本体系期以及民本与民主衔接期。关于民本思想的萌芽期，主要指先秦时期民本思想是如何兴起的。前文在谈及民本思想的发展之时，阐释了民本思想之滥觞。先秦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说明：首先是神明之降的时代，即中国古代之先民抱着对中国古代的鬼神与天命崇拜的思想，民处于鬼神的监控之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随后民本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因为期间出现了禅让制，于是共和的民本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民之地位、民之作用等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但这种思想不久即被“天”之子的帝王所压制。有夏以来，帝王之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如此百姓受到极为严重地压制，到了官逼民反之时，民众的力量最终将帝王之位推向了万丈深渊，正因为如此，新建立的王朝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民的力量，帝神的力量下降，民的地位日渐凸显，并逐渐受到历代君主的重视，这段时间的民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神降民升的时期。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最后确立则在于神民共举：即是说，一方面周天子要巩固自己的王权，另一方面，民众力量的壮大，并且此时百姓关于神的权威与地位开始怀疑，并提出了“天命靡常”（《孟子?离娄上》）的观念，民众认为天命不是永恒的，只有遵从德行，尽修天命的人才能得到天之恩赐。为此，周初统治者也不再像殷商时期那样“暴虐于百姓”（《周书?牧誓》），民众地位日益得以凸显。在此基础之上，民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前车之鉴使周王朝统治者反思自己，以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和谐与稳定。他们认为夏朝、商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缺德”，不对民众实施仁政使然。为此，周初统治者认为应该养德、怀德，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才有政治上的永久稳定。周初统治者提出一系列关于民本思想的重要命题：“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书?蔡仲之命》），“施实惠于民”、“保惠于庶民”（《周书?无逸》），“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等保民、养民、重民等民本观念，最终提出了“民为邦本”（《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确立了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地位。整体看来，先秦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老百姓的地位与作用，民本思想从萌芽发端过渡到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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