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
不跟風
有主見
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農村的一場大革命來臨，七裡營誕生的口號“人民公社好”謝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遍地燎原，廣大農民分田到戶“大包干”的歡呼聲中，無數目光盯著劉庄，盯著史來賀。
各級領導一撥一撥地來，分明是在敦促、勸告、擔憂。按照當時思維定勢，誰不分地就是對抗中央，一時謠言四起：“史來賀挨批評了”，“史來賀調出劉庄了”……老史的手不時按在左胸，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復發的關口。
劉庄又成一座“孤島”——分？還是不分？
打順風旗易，迎頂頭風難，他被推到風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年，刮起“小社並大社”之風，區裡將8個村30多個初級社合並為夏庄高級社，提名他當社長。他卻棄大求小，堅持劉庄“一村一社”。劉庄高級社與夏庄高級社同日舉行成立大會，但區裡拒不承認“黑社”，不准參加會議，不予傳達文件。這時又遭寒災、澇災、虫災，糧棉收成銳減大半，村裡有人要去逃荒了。老史什麼法子都想了，帶領群眾大種白菜蔓菁胡蘿卜，又成立鐵木小組、豆腐坊，組織燒磚瓦、到黃河灘割草、到火車站裝卸、串鄉做小買賣，當年副業收入1.7萬元，可買近20萬斤口糧，還給群眾4次分紅。這時傳來了毛主席的聲音：中國農村情況復雜，從目前來看，一村一社比較好。勉強湊集的夏庄高級社一年就解體，劉庄保住了羽翼未豐的集體經濟。
1961年，農村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從生產大隊核算退為生產隊核算。周圍村庄擴大自留地，分養牲畜，調動了生產積極性。老史卻棄小求大，堅持以大隊為基礎。他向在七裡營公社蹲點的譚震林副總理匯報：“劉庄干部有個習慣，無論啥事，都愛用‘劉庄實際’這把尺子量量。”劉庄就這麼大，居住集中，大隊有凝聚力，為了利於發展生產，不必人為拆分幾個核算單位，還是不退為好。上級工作組深入調查研究后，把劉庄作為“不退”典型上報中央，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起，連鄭州、焦作、新鄉的紅衛兵都到劉庄“點火”，村裡造反派貼老史的大字報，因他在全國民兵群英會上獲得過中央軍委獎勵的一支半自動步槍，還誣他“藏黑槍”。老史力挽狂瀾，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劉庄絕不能亂，今后寫大字報的，自己買紙買筆﹔外出串聯的，生產隊不記工分、不給盤纏。”正值批判“唯生產力論”時，他被革出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之列，劉庄卻於此時拉開了集體企業的序幕。1976年初，周總理逝世，在“四人幫”的政治高壓之下，老史召集村裡干部和黨員、團員，在蘋果園開了一個秘密會議。他說：“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聽風就是雨，咱們還是一心搞發展。”並宣布動工蓋集體新村。十年浩劫過后，世道人心處處廢墟，劉庄卻抖落塵埃，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獨特景觀……
然而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尋常。天大的壓力之下，是最艱難的一次抉擇，最嚴峻的一場考驗。
生龍活虎本是史來賀的生命常態。新鄉解放前夕，戰事正緊，18歲的他擔任劉庄民兵隊長，為豫北戰役中的解放軍抬擔架、送糧草，追剿化裝逃竄的新鄉大土匪衛老啟﹔擔任夏庄鄉民兵聯防隊長后，智擒藏身蘆葦蕩的偽副區長惡霸劉榮堂。到了建設時期，他又是劉庄第一個互助組長、第一個合作社長、第一個高級社長，擔任村支書后更是意氣風發……
現在，他沉默了。
燈下，一個農民在一間村舍沉思。多少風險多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諦，史來賀深沉穩健的一面，盡在夜色裡，盡在不言中。長期失眠的他，一次吃4片安眠藥都不頂用。村民們說，一年365夜，俺們全村都睡了，隻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為俺們操心。連小孩子都記得村子東北角那一孔夜夜獨明的燈窗——這一幅“靜夜思”，是史來賀人生中最經典的畫面，是劉庄進程中最關鍵的圖示。覺悟覺悟，田野上“覺”，村舍裡“悟”。坐鄉下而觀天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審時度勢，以豐富的社會經驗洞幽燭微。他深知，劉庄這面紅旗，不進則退，退則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參悟，都是為了與時俱進，使劉庄始終走在全國前列。
此時的劉庄，已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突破了單一農業格局，工林牧副佔總收入的70%，2/3以上勞力轉移到了二、三產業，集體實力雄厚，機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術能力較強，村民收入穩步增長，出現了闊步前進的勢頭——劉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戶出現三種聲音，“不分”佔75%，“兩可”佔20%，“分”佔5%。想分的人，有的認為憑本事單干會過得更好，有的指望拆分集體自己一夜變成萬元戶。
第二次討論的群眾大會上，老史從台上站起來，竟然把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整整一大段話，爛熟於心的200多字，一口氣背了出來！……既然紅頭文件都說了，“應從實際需要和實際情況出發，允許有多種經營形式、多種勞動組織、多種計酬辦法同時存在”，“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村裡大多數人堅持的“不分”更佔上風。但老史不搞“少數服從多數”，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訪摸底做工作。最終，除了兩戶決意出去單干，劉庄上下達成共識——不分。
劉庄歷史上，每一次特立獨行，都是一次強刺激，都激發出了新一輪的強大內在動力。干部群眾憋著一股勁，決心展現出集體致富的優越性。1980年，劉庄成為河南省第一個“小康村”。
1981年8月，胡耀邦總書記視察劉庄，對史來賀說：單靠抓農業，100年也富不起來。你找到了一種好形式。你們先進單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劉庄農工商聯合社成立，分為農業、園林、畜牧、工副、商業、農機、建筑7個專業36個承包單位，實行綜合經營、專業生產、分工協作、獎罰聯產的集體專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兩個單干戶后來又回到了集體。
21年后，史來賀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賬：355戶1616人的劉庄，固定資產近10億元，總產值8.8億元，上繳稅金4500萬元，人均實際分配1萬元，戶均存款20萬元。村民享受20多項公共福利，上學、看病、養老費用由集體承擔，並在興建別墅新村。農業實現機械化、水利化，糧食畝產穩居千斤以上。除19名勞力在農場經營1050畝耕地，其余勞力從事二、三產業。全村初步實現了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經濟市場化、農民知識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劉庄“一村幫帶13村”，把周邊新鄉縣、修武縣、原陽縣13個貧困線以下的村庄，也帶入中等水平甚至先進行列。
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視察劉庄，感慨道：說句心裡話，社會主義好，劉庄是有說服力的。
1989年，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視察劉庄，激動地說：我今年80歲了，就是要看到農村人的這一天！
1990年，國務院總理李鵬視察劉庄，題詞：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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