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考察，看到了美國醫藥企業的氣派，看到了日本中小企業的精良，但最觸動他的，是摩天大樓下的貧民區，是霓虹燈背后的貧富不均。
改革開放后，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他正年富力強，兩個兒子世領、世會也有才干，爺兒仨如拉出去單干，人脈本事足以輕鬆致富，甚至有人預言會成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卻說：“個人富了，大多數人還窮，吃飯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覺呀。集體搞好了，群眾富了，個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他多年養成習慣，每夜入睡前，都要對全村300多戶“過電影”。劉庄村民說：“在咱村，是集體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誰家日子不能過了，老史都過去拉一把。特別是對困難戶，格外看得重，恐怕他們過不好。”
他最牽挂的是病人、老人、孤兒寡母、殘疾人，連到劉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嘆：“這些可憐人，平時誰理？攆在人家后頭說話人家都不想聽呢，他們在劉庄有福了。”
記者採訪36歲的余榮海，他單門獨姓，父親早亡，爺爺余得洋是啞巴，母親韓玉琴有些痴呆。他說，俺家如果不在劉庄，早就散了。從小他就看到，老書記逢年過節來慰問，又派婦女干部幫忙做家務，集體新村他家最先入住，還添置了冰箱、彩電、縫紉機。他高中畢業后，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藥廠微機室上班……老史有次路遇韓玉琴，下車問她去哪兒，她連個招呼也不會打，直愣愣說回娘家八柳樹村。上下打量她，腳穿新皮棉鞋，身披波司登大衣，打開提包看看，是村干部幫她准備的燒雞、鮮肉和糕點，老史滿意地笑了。啞巴余得洋熱心為村鄰做好事，孫子結婚時，老史來喝喜酒，還提起早年在梨樹園的趣事，他可有面子了。他隻要一比劃舉大喇叭，孫子就知道他又遇見老史了，他還比劃老史拉著他的手問寒問暖。有一天孫子告訴他，老書記去世了，80多歲的他跌跌撞撞拉著孫子往史家跑。出殯那天，他站在家門口朝靈車不舍地擺手，淚流無聲……
採訪楊麗時，她剛當上藥廠職工食堂伙房組長。1999年九月初四，她在縣醫院剖腹產下一對龍鳳胎后，大出血昏迷，醫生站在血泊中搶救，醫院血庫告罄，急需輸A型血。老史從聞訊那一刻起，徹夜抱著電話，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調動的陣勢真是壯觀。史世領帶人最先趕到新鄉血站，第一個擼起袖子抽血。汽車把劉庄人馬一批批運往血站，終於從兩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汩汩輸入楊麗體內。楊麗的公公又端來幾袋血，說是老史托人從其他醫院找來的。楊麗輸血4000CC，幾乎把全身血液換了一遍。從老楊庄趕來准備獻血的娘家人，感動得流淚。醫生和病友也贊嘆：“社會主義好，劉庄集體好，有史來賀這樣的支書，劉庄人還怕什麼？”……老史見到一對龍鳳胎時，小兒女已在花園中蹣跚學步，奶聲奶氣爭著喊“老史爺爺”，他無比滿足地連聲答應：“啊，可好，可好！”他去世時，楊麗的婆婆攔著靈車哭喊：“老書記，俺們不讓你走啊！”
對放羊老漢劉榮正，對老村醫劉明書，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終。可是，自己的父親臨終時，他正領著群眾在棉田裡緊張排澇﹔自己的母親臨終時，他正守在造紙廠烘缸旁指揮試車。這個遠近聞名的孝子，隻有伏在雙親靈前磕頭痛哭。
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時，還催促村干部：“我想來想去，全村可能數老王家日子最差，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難沒有。”腿有殘疾的王偉民，早年從安徽逃荒落戶劉庄。村干部看了回來說，老王家小院可干淨了，床上新被子，老伴也體貼，他還親口說有幾萬元存款。老史長舒一口氣：“隻要他還能存幾萬塊錢，村裡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問題，這我就放心了……”
這個劉庄的當家人，既像仰事侍奉的兒子，也如俯身呵護的慈親。
夏天，他聯系“寶花”廠家，20多年前就為集體新村統一安裝了空調，外村親戚都來劉庄避暑。開干部會時，他指著空蕩蕩的村街說：“你們看，群眾這會兒都在家涼快哩，該睡的睡了，該上班的上班了，多美啊！”
冬天，一下雪，他就抱著對講機，通知農場場長讓職工晚上班早下班，通知車間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襖。又從大喇叭裡通知新單元樓住戶：村干部馬上去送煤和火爐了，保証每家不受凍！
過年，他和村干部照老規矩，到牛屋馬廄過除夕，替飼養員喂牲口，讓他們回家吃團圓餃子……
一樁樁，一件件，老史重重復復50年，人們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村民有多少感動也習慣了。老人們喊著他的名字依靠他，其實他也是老人了﹔病人們拉著他的手指望他，其實他也是病人了。他常常掏出口袋裡的救心丸送給需要的人，自己卻病到大小便都行動困難了還不讓人服侍……
然而，他平時說得最多的卻是：“咱劉庄的老百姓真好！”
當他是風浪之中一條蛟龍，群眾是海﹔當他是困難面前一隻猛虎，群眾是山。當他遭受委屈、冷遇、挫折，不太懂政治的農民心裡也有一杆公平秤。
他最難忘“四清”運動中那一幕——打麥場上，黑壓壓坐了幾百人，一個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30多名干部組成的“四清”工作組，帶著“越是紅旗單位問題越多”的成見，踢開劉庄大隊黨支部，召開批斗會。已經“靠邊站”的史來賀，在會上接受“四清”積極分子的揭發批判。一個外號“抵人牛”的社員，以前損公利己挨過老史的批評，上台大呼小叫，越說越激動，突然甩掉棉襖，像一頭紅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幾百名社員忽地一下全站起來了，“抵人牛”的拳頭揮向老史時，人群擋在了老史面前，瞬間站成一道人牆，頓時震驚了工作組！老史低頭站久了堅持不住時，一個凳子悄悄遞過來，向來少言寡語的普通社員劉名勛，輕聲說：“老史你坐這兒吧。”……這道人牆，這個凳子，讓老史感動至死。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群眾的力量，如今一些黨員干部已經漠然置之。他們身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卻已失去與民共處的願望和熱情，失去與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宗旨誓詞，隻講不做，在百姓面前輕民、鄙民、欺民、懼民，與群眾之間隔膜、棚架、鴻溝、壁壘，以致出現官向官、民向民的對立。正如劉庄村民說的：“對黨對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員，咋不官僚？咋不腐敗？必然的！”膨脹時可怕，空虛時可憐，像個氣球一觸就破，不過區區半張皮。總之，對於黨員干部來說，群眾在你心裡有多重，你在群眾心裡就有多重﹔你心裡沒群眾，群眾心裡也沒你——於無聲處，雷霆萬鈞。
所以，史來賀一生不唯官，不唯上，唯對群眾有“兩怕”。
一怕，怕在群眾中孤立。
初中畢業生張秀貞1960年嫁到劉庄時，就像《朝陽溝》裡的“銀環”。頭次參加群眾大會，她想，史勞模一定很魁梧，呢子大衣、呢子帽、大皮鞋……台上站起一個人，頭系白羊肚毛巾，黑襖黑褲黑布鞋，嗨，就是個庄稼人嘛！
老史與村黨支部副書記王雲邦聊天：“解放前，端著飯碗上街裡的飯攤兒，咱們碗裡是胡蘿卜絲、白蘿卜絲、白菜心，地主的小甌裡，擱幾片牛肉，香油一拌，明晃晃的，咱們看著啥滋味？現在咱們當干部了，啥時候都不能特殊，一些貧困百姓，也是眼巴巴看著的呀。”
他與家人約法三章：一不比群眾特殊，二不佔集體便宜，三不收禮送禮。幾十年老伴沒乘過他的車，5個孩子也要“夾著尾巴做人”。
他任新鄉地委書記期間，專車和秘書可以帶回劉庄，他說不需要。在新鄉市一間房子也沒要。
他從剛有自行車的上世紀60年代起，就要求村裡干部，騎車遇到年長的村民必須下車。有了轎車后，村裡干部在村內工作不能坐車。外出坐車遇到步行的村民，他總要喊上車捎一程。
他訓起人來快人快語，記性又好，一抖落一串兒，當眾剋得叫你地縫難鑽。但這隻對干部不對村民，他怕傷著群眾：“你罰他，罰苦了還得幫他過日子，村上能得多少利？”即使批斗過他、誣告過他的人，他也寬容相待，甚至委以重任。
晚年的史來賀，更審慎，更明達。吸取一些農村典型蛻化變質的教訓，防止個人威望形成“一言堂”，因而特別注重民主，村裡大事都交群眾大會討論。
對接班人問題，他的態度更鮮明：劉庄產生干部，不能個人指定，要集體培養、大家選舉，誰能讓群眾生活富裕，誰能讓集體經濟壯大，就選舉誰。在他去世20天后，劉庄全體黨員大會上，不提候選人，直選新一屆村黨委書記。史世領以全票當選，但因父親過去不許出頭露面，他對上面七裡營鎮的干部都認不全。
二怕，怕在群眾中孤獨。
“四清”運動最后宣布劉庄為“四清隊”，群眾大會歡送了工作組，但在運動初期，老史是被逐出大隊辦公室的，也禁止與群眾接觸，連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鄰居都不敢上門了。下田勞動，沒人敢走近他，上工下工一個人，歇息時孤零零地抽悶煙，他落淚了。他感嘆：“啥最難受，離開群眾最難受。”
他喜歡跟群眾一起勞動，汗水相映，肝膽相照，魂魄相依。
他喜歡端著飯碗趕村街上的飯攤兒，跟群眾蹲在一起邊吃邊聊。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實最幸福的時光，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隨處揀個馬路牙子，脫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墊坐下，男女老少偎過來，說說笑笑一片融洽。村民們說，老史見過恁多大官兒，還平易近人，見了男娃喊小名，見了閨女喊妞，全村1600多口人，他至少能叫出1000個名字，問問老人，逗逗孩子，夕陽下，晚霞裡，那是他笑容最燦爛的一刻……他是為劉庄人民而活的，這是他的一種生存意志，一種生存意義。
史來賀是一本大書，章節各有精彩，但通篇回蕩一首主旋律：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產黨永遠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產黨生命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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