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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面: “一票否決”泛化引發負效應
“一票否決”機制為確保事關全局的重要決策實施和重要工作完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隨著“一票否決”的日益增多，質疑之聲也不斷出現。輿論普遍認為，泛化甚至異化的“一票否決”已經產生了很多負面效應。
基層干部不堪重負。 《人民日報》、《半月談》等媒體曾分別對基層干部的負擔問題進行過報道。據記者調查，一些鄉鎮黨委政府與上級黨委政府或有關部門簽訂的責任狀達二十多份，有的地方甚至達六十多份。過多的“一票否決”事項使一些基層官員紛紛感嘆“難以招架”、“力不從心”，神經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有的甚至產生焦慮、抑郁等症狀。中央黨校政治學教研部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八成的基層干部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精神壓力過大，“問題十分突出”。
《浙江日報》一篇關於“一票否決”的報道認為，“一票否決”給人以一棋不慎、滿盤皆輸的壓迫感。“上面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不少鄉鎮領導如此描述工作中的煩惱。“突出工作重點，給干部壓擔子並沒錯，但現在上面動不動就弄出個專項檢查、達標考核，動輒就與‘一票否決’挂鉤，實在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一位在鄉鎮工作近十年的黨委書記如此感嘆。
為了在諸多的“一票否決”考核中達標，一些基層干部自知存在“短板”，就不得不打“感情牌”、在接待上級考核官員上下功夫。湖南省一位鄉鎮干部曾對媒體坦言，如果接待工作再做不好，檢查考核就可能通不過，尤其像計劃生育、維護穩定、環境保護等項目都是“一票否決”，被哪一票否決，也就什麼都“黃”了。
項目過多顧此失彼。“如果都用‘一票否決’，就沒有‘一票否決’了。”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當“一票否決”考核指標過多、過濫時，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會偏離中心越遠，扭曲地方政府應有的工作重點。“‘一票否決’多了，大家反而都麻木了。”
擔任過多年縣區主要領導的“學者型官員”李克軍認為，鄉鎮黨委和政府的主要職能應該是為滿足基層社會需求而提供管理和服務。但是，名目繁多的檢查考核、達標競賽，借助“一票否決”的力量，形成了超強的控制力和威懾力，使基層政權和村民自治組織被上級領導機關的指揮棒弄得疲於奔命，也使本已十分殘缺的服務功能更加脆弱。
為切實減輕鄉鎮負擔，為鄉鎮政府轉變職能創造條件，新疆曾在2011年對“一票否決”進行專項清理，並明確提出，除保留中央要求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一票否決”事項外，其他“一票否決”事項一律取消。一位鄉黨委書記在得知這一新政后如釋重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感嘆：“這些年為了應付檢查，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耗費在寫匯報和整理材料上了。一年中，鄉領導迎接各種評比考核檢查的時間有220多天。因為沒有更多的時間用來研究工作，直接影響到為農牧民更好地服務。”
壓力催生弄虛作假。擔任過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俞雲波先生曾用一副對聯來揭露泛濫的“一票否決”造成的弊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到渠成”。
在國家行政學院領導人員考試測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旭濤教授看來，“一票否決”被濫用，有時候會產生“逼良為娼”的惡果，“基層政府想盡辦法完成上級任務，如果實在完成不了，就要想辦法對付檢查考核，於是，各種歪招也就隨之而來。”
2009年，《半月談》刊發的一篇調查報告披露了基層政府應付上級機關各類檢查、督辦的一些奇招、怪招：尸體火化數量不達標，就花錢買火化條子糊弄檢查組﹔督辦的社會穩定事件沒處理好，就花錢買通督辦人員瞞報﹔計劃生育的“引產、流產”指標沒完成，就找來意外懷孕的學生甚至“三陪”小姐來充數﹔有的地方把“為民服務件數”列入考核范圍，鄉鎮干部就坐在辦公室，憑借農民戶口簿編造“為民服務的事項”。一些基層干部把應對檢查的招數總結為“編”、“湊”、“夸”、“蓋”——編造無中生有的成績，湊出眼花繚亂的政績，夸大似是而非的業績，掩蓋真實存在的問題。
高壓造成資源浪費。在層出不窮的“一票否決”高壓態勢下，一些領導為了在考核時不被否決，根本不考慮本地的實際承受能力，不計成本地調動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完成“一票否決”的工作項目，甚至舉全市（縣、鄉）之力也要確保“一票否決”工作項目的完成。如此一來，行政資源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造成了各類資源的嚴重浪費，行政成本也不同程度地隨之增加。
《人民論壇》曾刊文指出，被考核者為了應付“一票否決”所規定的行政管理指標，勢必會運用行政權力，將所掌握的公共資源不計成本地集中使用，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配置的低效率。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因為‘一票否決’過於剛性，反過來可能會帶來很多副作用。比如信訪‘一票否決’，引發了‘截訪’‘黑監獄’等許多新的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河南某地一位鄉黨委副書記曾告訴記者，一到全國“兩會”期間，鄉干部就全體出動，層層蹲點“防上訪”，北京一個、省城一個、市裡一個、縣裡一個、村裡一個﹔還要動員所有村干部聯合“圍剿”，付出的成本不言而喻。有些地方還把信訪與干部的經濟利益進行捆綁，要求干部交一定的保証金，在出現問題時作為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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