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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確立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漢唐時期卻取得了長足地進展，漢唐時期系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自成體系和不斷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體系得以不斷完善和實際運用。漢唐時期，不乏學者從哲學層面論証了緣何要以民為本的問題，為民本思想的深入奠定了基礎，同時開辟了哲學思維之路徑。此時，民本思想的發展，無論是從理論層次，還是從實踐層面均得到了長足進展。董仲舒認為君主必須以民為執政之本，為民仁政，仁政安民，並提出了君主的權利要受到上天的安排，要限制君權，提升民本。中國魏晉時期，甚至出現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本口號。在玄學家看來，儒家的綱常倫理極大地壓抑了人性，不利於人之個性的發展，為此有人主張道家哲學思想：任自然是當時的社會心理趨向。人本的表現在於要不要名教的問題，在玄學家看來，名教繁瑣，壓抑人之個性的增長，為此，新道學家們認為必須祛除名教，盡情展現人之本性。歷史上的“竹林七賢”正是這段時間對民本思想的呼喚而出現的。隋王朝曇花一現，說明了兩個基本問題：其一，隋王朝沒有得到民眾的支持，其二，隋王朝的稍瞬即逝震動了唐王朝，使唐王朝在很大層面上吸取了隋滅亡的教訓，即要以民為本，否則將災禍無窮，如此使民本思想躍上了一個新台階。李世民登基以后唐王朝汲取了隋王朝滅亡的原因，提出了諸多民本思想，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一畏也。”（《貞觀政要•政體》）唐太宗認識到民的力量是何其之大，民眾對君主權力起著決定性作用，必須重視民的力量。他採取了“王道仁政，安人理國”（《貞觀政要•政體》）的治國理念。故此，隋唐時期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有了更為深入地認識，漢唐這段時間，有諸多學者均在為民請命，他們關注民生，大大推進了民本思想的深入與發展。
民本思想到了明清時期進入到了日趨完善的時期。民本思想的完善，主要得益於西學東漸，國外的人本主義哲學思潮與民主主義浪潮的呼喚，這個時期可稱之為民本思想的理論升華與總結論証階段。從宋明理學開始，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曾一度陷入了低谷。宋明理學將人世間的倫理道德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種理學的核心主旨在於“存天理，滅人欲”，將普遍性的道德行為置於天理的范圍之內，從而使民本主義思想陷入低谷。然而，隨著西學東漸，中國人古老的民本思想受到了來自於西方人的挑戰，西方所謂的民主思想催生了中國民本思想的完善與發展。一些有識之士以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借助於西學之東風，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進行了理論升華，從而使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更具有理性化色彩和哲學思辯。此時民本理論化升華的主要方式表現為對以理殺人的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外，對民本思想的合理層面進行了哲學層面的反思，從而將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向了巔峰。明清時期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推向巔峰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三位，分別是黃宗羲、唐甑和王夫之。這三位有識之士均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進行了無情地批判。如黃宗羲指出封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成分主要表現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君》）他指出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尤其可貴的是，他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了無情地批判，凸顯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誠如鄒華玉、戰繼發先生評判黃宗羲時所說：“他把已被專制所扼殺的孟子民本主義重新推上了新高度。孟子是在君臣各有等級的君臣不平等的基礎上來闡述君臣關系的，而黃氏則是把君臣放在同一水平線上來闡釋君臣關系的，已完成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飛躍。” 與黃宗羲同時代的唐甑從平等觀和人類學的視角將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在中國古代 “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基礎之上提出“眾為邦本”的觀點，並在某種層面上使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具有了科學因子﹔同樣，王夫之對中國民本思想也有著新的貢獻，王夫之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總結者，他提出系列“嚴吏治”、“寬庶民”、和“重民情”的民本主義思想。經過諸多有識之士的推波助瀾，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明清之際，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逐漸走向了系統化、理論化的階段，並達到了中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日趨完善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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