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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邏輯問題，也即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的線索問題，學術界代表性的觀點有陳勝糞先生與台灣的金耀基先生的民本思想分期說，他們把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發展歸結為三個階段，也即三期說。如陳勝糞先生認為：“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時代已有萌芽出現﹔民本主義形成思想體系，則在漢晉唐時代﹔到明清日趨完善。鴉片戰爭以后，民本主義開始和近代民主主義相銜接。” 陳先生並沒有完全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按照馮友蘭先生關於中國古代哲學的分期分類，他將民本思想分為三個階段，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此外，台灣金耀基先生關於民本邏輯的三分期說顯得更有特色。他說：“吾國之有民本思想之澈上澈下，第一期與神本政治交融，乃成為有‘神之主在民’的觀念之‘神’、‘天’合一的政治﹔第二期與君權政治結合，乃成為有‘君客民主’的意識之開明專制﹔第三期與民權政治匯流，乃成為有‘四萬萬人皆有作皇帝’之新思想。基此，吾人若謂中國五千年之政治為民本思想作根底的政治，非不可也。” 金先生關於民本思想分期的劃分，既注重分期的時間性問題，同時還對每一個時期的特點作出了詳細地說明，這種劃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於中國古代民本的歷史邏輯，本文從陳勝糞的觀點，也即民本思想的歷史邏輯分為三個層面：即民本萌芽期、民本體系期以及民本與民主銜接期。關於民本思想的萌芽期，主要指先秦時期民本思想是如何興起的。前文在談及民本思想的發展之時，闡釋了民本思想之濫觴。先秦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民本思想的發展可以從兩個層面說明：首先是神明之降的時代，即中國古代之先民抱著對中國古代的鬼神與天命崇拜的思想，民處於鬼神的監控之下，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自主權。隨后民本思想產生了新的變化，因為期間出現了禪讓制，於是共和的民本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民之地位、民之作用等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但這種思想不久即被“天”之子的帝王所壓制。有夏以來，帝王之權力處於絕對的強勢地位，如此百姓受到極為嚴重地壓制，到了官逼民反之時，民眾的力量最終將帝王之位推向了萬丈深淵，正因為如此，新建立的王朝才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民的力量，帝神的力量下降，民的地位日漸凸顯，並逐漸受到歷代君主的重視，這段時間的民本特征可以概括為神降民升的時期。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最后確立則在於神民共舉：即是說，一方面周天子要鞏固自己的王權，另一方面，民眾力量的壯大，並且此時百姓關於神的權威與地位開始懷疑，並提出了“天命靡常”（《孟子•離婁上》）的觀念，民眾認為天命不是永恆的，隻有遵從德行，盡修天命的人才能得到天之恩賜。為此，周初統治者也不再像殷商時期那樣“暴虐於百姓”（《周書•牧誓》），民眾地位日益得以凸顯。在此基礎之上，民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前車之鑒使周王朝統治者反思自己，以利於自己政治上的和諧與穩定。他們認為夏朝、商朝滅亡的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缺德”，不對民眾實施仁政使然。為此，周初統治者認為應該養德、懷德，如此才能真正實現道德境界的不斷提升，才有政治上的永久穩定。周初統治者提出一系列關於民本思想的重要命題：“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周書•蔡仲之命》），“施實惠於民”、“保惠於庶民”（《周書•無逸》），“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泰誓》）等保民、養民、重民等民本觀念，最終提出了“民為邦本”（《夏書•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確立了民本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積極地位。整體看來，先秦時期基本奠定了中國古代老百姓的地位與作用，民本思想從萌芽發端過渡到基本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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