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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將民視為工具，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則將人視為目的，亦是中國古代民本與西方人本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民本主義思想，雖然講求以民為本，但其根本內容是將民當做工具來而不是將人視為目的。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為官者之所以提出民本思想，是因為執政者的殘暴統治致使民不聊生，最終官逼民反，民眾以自己的力量推翻原來的政權，又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正如任繼愈先生所說：“因為他們看到勞動人民武裝叛變的結果，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所以周公說‘天惟時求民主’，……這些思想都說明由於人民的反抗，階級斗爭對統治階級的教訓，使奴隸主貴族宣揚天命統治人民的時候，也被迫不得不考慮人民的願望。” 即是說，統治者實行民主完全是出於功利主義目標的考慮，不是出於為官者的主觀願望。在新的政權建立以后，執政者更多思考的是他們政權能地久天長，於是乎，他們在反思其政權的同時，看到了民的力量，認為民的力量不可忽視，不得已而重視民眾的力量。因為：其一，民眾能給他們帶來物質財富﹔其二，民眾是戰爭勝利的決定力量，在這種基礎之上，執政者才逐漸關注民眾，顯然是帶有明顯的功利性目的於其中。比如荀子說：“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荀子民本思想，具有典型的工具性前提。荀子提出重民、愛民、親民思想，其主要目的在於民眾為他們取得城池的堅固，民眾為他們賣命而已。可見，荀子雖然提出了強烈的民本觀念與民本意識，但民眾只是他們藉以利用的工具而已，因此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本。在中國古代社會，與荀子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戰國時期的楚國大臣子西，他對吳王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左傳•昭公三十年》），子西所諫之言赤裸裸的表明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工具性、功利性目的。故此，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功利性目的涵蓋於其中，民本的真實性難以置信。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這是西方人學思想的“先進性”所在。西方的人本思想重視的是人之地位、人之作用，凸顯的是人的主體性。從普羅泰格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就足以看出西方人本哲學凸顯人的主體地位，不是以人為工具，而是以人為目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在其名著《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明確指出不要將人作為工具，而要將人視為目的。他說：“要這樣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是當作工具。”由此可知，康德提升了人的主體地位，並大膽宣言不能將人視為工具，而應該將人視為目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凸顯人之地位與作用，人本主義思想才具有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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