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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別其異同
民主與民本思想的區分，有助於我們深入探究民本與民主的聯系與區別，從而為現代官員轉變觀念，完善服務意識、完善現代意義上的民本思想提供基礎與條件。著手區分民本與民主，有利於官員提升官德意識，轉變為官理念，祛除官本位思想，對新時期為官利民的思想將大有裨益。
民本與民主思想既有相同的地方，同時亦有不同之處。相同點方面表現如下：
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均重“民”。從國內來說，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封建政權，還是近現代出現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萌芽，兩者均重視“民”的力量，均看到了“民”乃整個國家與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認為“民”是古代社會的物質生產者、社會穩定的決定者、精神文化的生產者等。殷商時期的變動使我們了解到：在人民群眾暴力推翻殷商之后，執政者由尊神轉變為敬天保民，由神權一統天下轉化為“人權”（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權），凸顯了民的重要力量，凸顯了民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出現的民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君權之下的民本虛偽性的反思，其出發點是要從真正意義上重視“民”的力量，重視民的基礎性作用，凸顯民之地位、民之價值、民眾政治的參與度等層面，仍然將“民”放置於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當然，中國古代重視“民”，國外亦凸顯民之力量、民之價值。國外民主亦是在宣揚主權在民的思想，資產階級利用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思想取得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一樣，他們均重視“民”的作用與地位，當然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虛偽性，此乃二者共通性的地方。雖然這種共通性具有一定的虛偽性，但改變不了民本與民主中重民的一致性。其次，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均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標志。就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而言，古代社會雖然是君主專制制度。在意識到民之力量之后，不同時代的君主均採取了許多惠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民本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如中國古代採取諸多保民、富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民本思想的深入發展。如“國富而治，王之道也”（《商君書•農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如“務五谷，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管子•牧民》）﹔“為政之道，以厚民生為本”（《河南程氏文集》卷五）﹔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便提出一項重要的治國方針：“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三）﹔“責治者必養民，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潛書•達政》）等等，如此多樣的富民、惠民政策可謂是不勝枚舉，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民本進程。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如此，中國近代的民主萌芽與現代所謂的民主思想，共通性的地方均在於採取了系列惠民措施。甚至在西方人提出民主政權的設想之時，就以惠民為誘餌，以富民為承諾，使其政權獲得了實質性的突破，進而獲得了政權上的勝利。這些國家在獲得了人民支持的前提之下，贏得了政權，亦切實履行了當初的惠民、富民之承諾，雖然就資本家本身而言是極其微弱的。但這些富民、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讓民眾獲得了實惠。民本也好、民主也罷，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開闊了廣大民眾的視野，這是不能否定的。當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均出現了廣大民眾為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反抗暴力的斗爭，這亦是民本與民主思想的相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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