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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将民视为工具，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则将人视为目的，亦是中国古代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虽然讲求以民为本，但其根本内容是将民当做工具来而不是将人视为目的。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为官者之所以提出民本思想，是因为执政者的残暴统治致使民不聊生，最终官逼民反，民众以自己的力量推翻原来的政权，又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因为他们看到劳动人民武装叛变的结果，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所以周公说‘天惟时求民主’，……这些思想都说明由于人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对统治阶级的教训，使奴隶主贵族宣扬天命统治人民的时候，也被迫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愿望。” 即是说，统治者实行民主完全是出于功利主义目标的考虑，不是出于为官者的主观愿望。在新的政权建立以后，执政者更多思考的是他们政权能地久天长，于是乎，他们在反思其政权的同时，看到了民的力量，认为民的力量不可忽视，不得已而重视民众的力量。因为：其一，民众能给他们带来物质财富；其二，民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在这种基础之上，执政者才逐渐关注民众，显然是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于其中。比如荀子说：“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荀子民本思想，具有典型的工具性前提。荀子提出重民、爱民、亲民思想，其主要目的在于民众为他们取得城池的坚固，民众为他们卖命而已。可见，荀子虽然提出了强烈的民本观念与民本意识，但民众只是他们藉以利用的工具而已，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本。在中国古代社会，与荀子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战国时期的楚国大臣子西，他对吴王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左传?昭公三十年》），子西所谏之言赤裸裸的表明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工具性、功利性目的。故此，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功利性目的涵盖于其中，民本的真实性难以置信。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是西方人学思想的“先进性”所在。西方的人本思想重视的是人之地位、人之作用，凸显的是人的主体性。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就足以看出西方人本哲学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不是以人为工具，而是以人为目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其名著《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明确指出不要将人作为工具，而要将人视为目的。他说：“要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只是当作工具。”由此可知，康德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并大胆宣言不能将人视为工具，而应该将人视为目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凸显人之地位与作用，人本主义思想才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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