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找關系”

“找關系”亂象的“水下冰山”

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央出台“八項規定”、下發節日禁令后迎來首個中秋，各地初顯節約從簡、反對鋪張浪費的節日新風。但一家知名家電企業的2013年中秋客戶關系維護計劃顯示，送禮范圍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春節“公關維護”的基礎上有所擴大，涉及北京等五個區域，總計360人。其中，僅某機關部門就需要送280多份禮物。

有評論指出，在“八項規定”的背景下，一些企業仍然逆勢而上，可見積習難改。而企業的苦衷可以用一語道破：“節日不送禮，怕斷了關系。”

嚴令之下，“找關系”仍暗流涌動，“拉關系”仍潛滋暗長，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是，除了“熟人社會”的思維方式，背后還有哪些深層原因？

服務理念流於形式

“我們現在的官員還是習慣於管理，如何讓他們把管理的理念轉變為服務的理念，是建設服務型政府要邁過的第一道門檻。”全國人大常委、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徐顯明認為，建設服務型政府，難就難在轉變觀念。

如今，在許多政府部門及窗口單位，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宣示服務理念、承諾服務質量的各種標語和制度，但時常令人感到無奈的是，挂在牆上的口號與體現在行動上的服務，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在讓群眾滿意和讓領導高興之間，一些部門總是習慣性地把心思用在后者。

今年8月初的一天，在某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辦事大廳，新華社記者“體驗”了一回服務窗口的所謂“轉作風”。該辦事大廳共有13個服務窗口，但有的窗口沒人，有人的好幾個窗口卻擺上了“稍后辦理”的牌子，有的窗口辦完了一個業務卻遲遲不叫號，連續辦理業務的窗口隻有4個。然而，在上級領導來檢查前的半分鐘內，13個窗口迅速全部開放。15分鐘內，電子叫號屏上“高速”滾動過了20多個號碼，窗口前的座位上也坐滿了等待辦事的群眾。到領導離開時，大廳裡基本不見了辦事群眾。而此前一個小時，一些排隊領號的群眾卻被告知：“今天的號已經發完，明天再來。”

一篇題為《“領導來了，作風立轉”說明什麼？》的新華網評感嘆：“一千個‘轉作風’的會議，比不上15分鐘的‘領導光臨’。這就是在某些機關部門活生生上演的行政邏輯。人滿為患，窗口稀缺，問題都在領導的視察中迎刃而解。”

顯然，這種“轉作風”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服務理念的表面化。究其實質，是群眾觀念的淡薄與缺失。

制度設計存在缺陷

“找關系”大多因為辦事難。辦事人遇到的“難處”常常與制度設計上的弊端有關。凡事“找關系”，恰恰暴露了制度設計的缺陷或制度可執行的程度低。

程序繁瑣是制度的最常見缺陷。

在今年1月召開的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上，廣州市政協常委、廣州新城市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曹志偉展示了一幅長達3米的建設工程項目行政審批流程圖。他說：“目前，在廣州投資一個項目，需經歷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中心、站，100個審批環節，蓋108個章，全流程共需要799個審批工作日。另外，還需辦理36項繳費手續和繳費。其中，開工前的三個階段就需要259個審批工作日，相當於一年的工作時間。這麼長的審批時間，不但提高了投資風險和成本，有時還會導致一些優秀項目流失、轉移，甚至會導致一些違規建設現象出現。”曹志偉建議，簡化廣州投資項目的審批流程。

有評論指出，行政審批“萬裡長征圖”客觀上反映了很多制度存在的手續繁瑣、流程復雜等問題。正是這些問題，促使人們為了更快捷地辦事而不斷“找關系”。

最近，李克強總理兩次提到行政審批“萬裡長征圖”反映出的制度性缺陷。他說：“大家都看過報道，有人畫了一張行政審批的‘萬裡長征圖’——辦一個企業，上一個項目，要蓋上百個公章。不僅如此，還被‘吃拿卡要’，創業者不堪重負。”

一方面，制度性缺陷加劇了“找關系”現象﹔另一方面，隻要存在制度性缺陷，也就給“找關系”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以公務員錄用制度為例。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天祥經過觀察發現，按照現有的公務員錄用制度，公務員公開考試錄用一般要經過三個環節，即行政職業能力測試、申論和面試。隨著考試制度的日臻完善，前兩個環節的程序越來越嚴格，一般不太容易出現問題，但在面試環節則存在較大的人為操作空間，主要是面試考官篩選不規范和不匿名、面試組織過程不嚴密、事先“打招呼”等問題。一些官員就是利用這些制度漏洞幫其親屬“走后門”進入公務員系統的。

衙門作風積弊甚深

近年來，媒體不時爆出一些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雷人”語錄，譬如“我就是推諉，不為人民辦事，不負責任”的狂妄叫囂，譬如“警察不打人，那養警察干嗎”的荒唐邏輯，譬如“你是准備替黨說話還是准備替老百姓說話”的可笑詰問……有評論指出，集中表現為“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衙門作風，是助推“找關系”亂象的一大幫凶。

近日，央視《焦點訪談》的一期報道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在北京工作、原籍河北省武邑縣的小周，為了辦護照，在北京和武邑之間往返6次，跑了3000公裡才辦下來。而江蘇省豐縣的小狄，為了辦營業執照，在兩個部門之間被“踢皮球”，來來回回折騰了11次。另有媒體報道，鄭州的“准媽媽”張女士，4個月內跑了社區近20趟，仍未辦下准生証。

有多少人經歷過類似的遭遇？《新京報》“京報調查”的結果顯示，有80.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遭遇過新聞報道中的類似情況。那麼，很多人遭遇“辦証難”“辦事難”，究竟“難”在哪些方面呢？調查結果顯示，“不說明具體流程，多次要材料”“互相推諉”及“臉難看”分別佔據前三位。

《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目光向下方能掃除“衙門作風”》的評論中指出：“‘窗口’既是群眾辦事的入口，也是工作作風的出口，老百姓正是從蓋章辦証這樣的‘小事’來看干部、觀風氣。多年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辦事難’成了‘老大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機關傳達室，‘從小肚子跑到大肚子也沒跑下來’的准生証，‘比西天取經還波折’的審批過程，反映了刁難症、折騰病、懶散風等為害之烈。‘辦証難，難於上青天﹔辦事苦，處處都添堵’，一些群眾的說法，表達了不滿情緒，更說明‘衙門作風’像無形的牆隔開了干群，像鋒利的刀傷害著公信力，亟須大力掃除。”

在大力倡導並厲行反“四風”、改作風的當下，一些機關部門和窗口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依然故我，更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監督失效懲處乏力

“找關系”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對衙門作風的監督失效、對權力失范的責任者以及導致權力失范的領導者懲處不力。

由於內部監督多處於形同虛設狀態，也由於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尚未形成常態性機制，現行法規對衙門作風往往無法做到有效的監督懲處。即便是出現《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的問責情形，執紀失之於寬的問題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現實生活中，一些針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責任人員的處理，大多“雷聲大，雨點小”“高舉巴掌，輕拍屁股”，通常是在有關部門集中暗訪時才抓幾個典型高調處理一下。風頭一過，受處理的人員又很快低調官復原職，使得懲處成為“問責秀”。

正如《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指出的那樣：“這些年，我們在制度建設上、在健全監督體制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各領域各層次都建了不少章、立了不少制，但實際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和監督落實不到位，產生了‘破窗效應’，很多都成了‘稻草人’。以至於在現實生活中，‘顯規則’成了擺設，‘潛規則’反而盛行。”

如果說針對作風問題的監督懲處不力導致了“找關系”現象的加劇，那麼，對違法亂紀的濫權現象的監督懲處不力，則導致更多心存僥幸的官員違法濫權。

2012年7月，甘肅省宕昌縣委原書記王先民因涉嫌受賄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王先民在“悔過書”中坦言：“在宕昌，沒有人能夠監督我這個縣委書記，紀檢監察機關監督不了，本縣檢察機關監督不了，就是上級監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況。”正是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使得王先民大權獨攬，成了“買官”的官員、承包工程和違法批地的商人最主要的公關對象。

違法性質的“公關”，幾乎全部具有行賄行為，但由於在執法上偏重於對受賄行為人的處理，近年來呈現出行賄領域廣泛化、行賄對象擴大化、行賄數額巨大化、犯罪趨勢群體化等特點。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江西某地檢察機關前幾年查辦了幾個腐敗窩案，有二十多人因受賄獲刑，而涉案的行賄者無一被定罪。目前，不僅個人行賄受懲處數量少、程度輕，對單位行賄行為的處罰更處於寬鬆狀態。許多人認為，與那些收受賄賂的貪官相比，行賄人往往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行賄是可以理解的行為，忽略了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種心態是“找關系”現象加劇的一個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