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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而不用的形式主義
2012年7月28日，由於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擬在江蘇南通啟東市修建的排污設施造成污染，眾多市民集結示威並沖進市政府大樓。同年10月22日，浙江寧波市鎮海區灣塘等村數百名村民，以中石化鎮海煉化擴建項目距離村庄太近為由，到區政府集體上訪，並圍堵了城區多處交通路口。
記者了解到，這兩個項目之前都進行了穩評，但結論均沒有引起有關決策者的重視而被束之高閣，項目在強行推進過程中導致矛盾集中爆發，引發了民眾的強烈反對，最終項目被終止。
“一些地方的穩評報告出來，對決策有利的，領導就用﹔對決策不利的，用不用就很難說。”南京市維穩辦副主任劉紹南說，“2012年發生涉環保群體性事件的一些地方，項目上馬前也做了穩評，得到的結論並不樂觀，但到了地方黨委常委會上，這有多少作用？”
朱傳日認為，有的地方和部門認為作決策、上項目取決於領導，最終還是“一把手說了算”，穩評可有可無，從而在評估中走過場、搞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還有一些項目，是由下級政府部門來評估上級政府部門確定的項目，“兒子評老子”，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讓穩評結論發揮效力、使民意真正進入決策？廣東省政法委維穩辦副主任張慶宏等建議，要讓穩評成為一道“剛性門檻”。為此就必須改變公共決策過程，隻有當穩評成為一個必備程序，才可以強化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
穩評持續推進的“發動機”
當前穩評工作總體處於起步階段，面對出現的種種問題，如何持續推進其科學開展，一些地區正積極嘗試建立風險管理體系、引入第三方評估和進一步落實問責制等。
建立風險管理體系
“評估報告絕不是評估工作的最后一步。”不少參與過穩評的基層干部和專家學者這樣說。地方各級政府逐漸意識到要使評估作用最大化，還需從源頭評估走向全程評估，從靜態評估走向動態評估，從風險評估走向風險管理。
上海市靜安區在該區67號街坊舊改項目中嘗試實行了風險管理。“項目啟動前，我們發放了2600多份征詢意見書，充分發揮了風險識別作用。”靜安區舊城改造辦副主任洪海明告訴記者。
在風險識別后，舊改部門開始逐一進行風險溝通。洪海明介紹說，在補償方案公示期內，舊改辦共召開座談會69場，發出征詢意見表2573份，基本實現意見征詢全覆蓋。
舊改啟動后，風險評估工作也並未結束，后續的風險跟蹤仍在繼續。比如，為了盡可能化解舊改過程中的家庭內部糾紛，67號街坊成立了改建工作人民調解組，把排查、調解、處理有機地結合起來。
貫穿項目全流程的風險管理明顯加快了相關工作進度。不少基層干部認為，風險評估隻有處理好風險識別、風險溝通、風險跟蹤的每一個環節，才能讓穩評的作用落到實處。
一些研究風險評估的專家認為，靜態的風險評估已經難以滿足當前地方政府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向風險管理的方向拓展。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等專家認為，引入風險管理既符合國際經驗，也順應了轉型期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內在需求。
引入第三方評估
穩評如何避開自己評自己的怪圈？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多地正通過有序引入社會中介機構參與評估來解決這一問題，以推動穩評更趨客觀、公正、專業、權威。
在上海、廣州、深圳、廈門、南京等地，引入第三方開展穩評有不少成功實踐。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有資質參與穩評的中介機構已達31家。在全國咨詢業首個設立社會風險評價部的上海投資咨詢公司，已經承擔穩評項目140多項。同時上海的穩評機構還積極建立專家庫，發揮“外腦”作用。
在多地積極引入第三方參與穩評的同時，如何確保第三方機構的公信力、權威性、獨立性顯得尤為迫切。相關專家表示，首先要建章立制，明確評估必須由有合法資質、無直接利益的第三方來做。例如，2011年，上海市出台政策明確規定，“項目單位應委托有資質的中介機構開展評估篇章(報告)的編制工作”。
其次，細化操作規范，減少自由裁量權，壓縮受干擾空間。上海市維穩辦協調督辦處處長林子岳舉例說，上海對於風險評估報告可能出現的偏差，專門設置校正程序，由另一家中介組織對報告進行再評估。同時上海市出台編制報告的格式文本指南，明確各項風險因素評估的數學模型和量化指標。
第三，創造條件促進第三方市場充分發育，讓優秀機構脫穎而出。深圳市維穩辦副主任江小禮說，隻要堅持不牟取暴利、涵蓋不同行業、具備專業背景這三個准入標准，眾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律師事務所等都可以成為第三方評估機構的候選對象。
雖然第三方評估還處於起步期，但由於具有“黨委政府有需求，中介機構有動力，廣大群眾能認可”的特性，第三方評估在不少地方已經成為科學穩評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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