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找关系”

告别“找关系”，需要做些什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中国改革我来‘点’——人本发展的改革十问”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网民最为期待的张扬社会公平正义之举，依次是“加大反腐力度，同时防止权力侵占社会资源，确保权利公平”“从国民收入分配上缩小差距，减少分配不公”和“大力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

毋庸讳言，因为讲人情、论关系的世俗在中国源远流长，化解“找关系”之乱也必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不会立竿见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循序渐进，协同治理。眼下需要思考的是，在今后一个时期，解决哪些突出问题才能抓住要害，从而为逐步铲除“找关系”的社会土壤创造必要的条件。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针对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今年的专项治理工作中，中央相继出台以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权力运作、加强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多项重大举措，呈现出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形态，对破解“找关系”难题意义重大。

衙门作风是加剧公众“找关系”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日前，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坚决纠正工作人员对待群众来访态度生硬、推诿扯皮现象……

权力失范是加剧公众“找关系”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针对权力运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针对权力失范问题，正在陆续实施或研究论证一系列制度，其方向性已清晰可见。正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彭雪峰所指出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的‘柱子’是法律，是舆论、社会等各方面强有力的监督。必须让这些‘柱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有悖于“为民便民利民”原则的制度性障碍，也是加剧公众“找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央最近提出，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进行制度性建设。“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群众认可的制度，要予以重申，着力抓好落实；对于不适应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要求，与现行法规制度相抵触、不一致的，要予以废止；对于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要予以修订完善；对于制度缺位的，要抓紧研究建立新制度，切实形成便于遵循、便于落实、便于检查的制度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理念、增强群众观念，正成为制度建设的主旋律。

有评论指出：“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衙门作风之类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改作风须把目光向下，须从细微处入手。民主生活会上言辞再恳切，如果不能破解群众的‘急切’，难免跑偏落空；整改措施千条万条，如果脱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条，难免会走过场。多问群众感受，多解群众难事，多让群众评判，才能在一枝一叶的关切与改变中，汇聚起干群融合的大江大海。”

深化改革，扎实推进

从大背景上来看，“找关系”现象盛而不衰的根源，与综合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

对于破解“找关系”难题，很多专家学者从加大对政府的限权、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与监督、推进政务公开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核心是推进改革。从深层次看，要实现从“靠关系”到“靠规则”、从“人情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这道难解之题、必解之题仍需改革持续发力。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各方面的诱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仅靠官员自觉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强调依法治国，通过相关法律来监管行政审批权方面的腐败。政府需要通过行政审批权和公共政策制定权，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保护，但是，应当削减、下放、转移部分行政审批权，减少权力的集中度。权力集中越少，寻租空间越小。”

在11月1日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电视电话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地方行政审批事项。省级政府对现有的审批事项要严格清理，该取消和下放的坚决取消下放。不光要看数量，还要看质量。今后省一级原则上不得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市县一级政府本来就不能设定行政审批，但存在不少以‘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事项，包括登记、备案、审定、年检、认证、监制、检查、鉴定以及这个证、那个证等。这些虽然不叫行政审批，但对企业来说都是‘门槛’，与审批没什么区别，而且多数是收费的。要实行最严格的行政审批‘准入制’，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要一律取消。国务院已经决定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各地要抓紧把改革的配套措施落实下去，让创业‘火’起来。”

有学者指出，各级政府亟须树立“最能服务于公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行政理念，由“向上负责”到“向下负责”，这种观念的转变应当领先于制度的完善。

基于“为民利民便民”原则，探索实施更为灵活的服务方式，也是化解群众办事难的一项重要措施。譬如，前些年面对假日客运高峰期间的“买票难”问题，很多人不得不“找关系”，而在铁路运输部门采取火车票实名制、网上订票等办法后，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落实制度，抓铁有痕

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说，潜规则在中国社会可谓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难以在短时间内铲除。用明规则战胜“找关系”办事之类的潜规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论者指出，要做到“不托人也能办成事”，应该有严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保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认为,要及时立法、修法，填补法律空白，弥补制度漏洞，防止潜规则乘虚而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各领域的交往纳入法治轨道。特别是要加大惩处力度，通过提高违法违纪成本，让潜规则的获利者受到严惩。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叶富春教授认为，日本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很有借鉴意义。该法规定，禁止公务员同与工作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往来，包括合同方、接受审批方、被检查方等等；禁止与利害关系人员就餐，接受其馈赠，包括婚丧嫁娶等礼金；即便不是利害关系方，如果接受的宴请或赠礼达到5000日元以上，就必须向组织汇报。该法出台后，日本各省厅的官员开始回避行业单位的招待，传统的接待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近年来，针对“找关系”可能引发的权钱交易问题，针对如何限制权力对市场的干扰，在一些地方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启示。

今年7月，浙江省海宁市出台了《海宁市国家公职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提醒公务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哪些情形不该做，哪些情形需要回避，哪些情形将受到限制。海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方俊良认为，防止利益冲突机制其实是预防干部出问题、保护干部的一个良方。“把利益冲突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明确予以界定，提前告知公职人员，等于在本来深埋地下、可能滋生腐败的‘人情地雷’旁树起警示牌，告诫他们凡是‘沾亲带故’的皆须利益回避，避免‘踩雷’。”

时评人吴展团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的危害更大。”因此，建立健全制度并严格认真执行好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一旦形成，就要坚决执行，违者必究，决不姑息迁就。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整饬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到严惩腐败现象、探索反腐败的长效机制建设，十八大之后日益加大的反腐力度能够为促进权力健康运行、办事不再“找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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