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找关系”

“找关系”乱象的“水下冰山”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下发节日禁令后迎来首个中秋，各地初显节约从简、反对铺张浪费的节日新风。但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2013年中秋客户关系维护计划显示，送礼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春节“公关维护”的基础上有所扩大，涉及北京等五个区域，总计360人。其中，仅某机关部门就需要送280多份礼物。

有评论指出，在“八项规定”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仍然逆势而上，可见积习难改。而企业的苦衷可以用一语道破：“节日不送礼，怕断了关系。”

严令之下，“找关系”仍暗流涌动，“拉关系”仍潜滋暗长，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除了“熟人社会”的思维方式，背后还有哪些深层原因？

服务理念流于形式

“我们现在的官员还是习惯于管理，如何让他们把管理的理念转变为服务的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全国人大常委、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徐显明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难就难在转变观念。

如今，在许多政府部门及窗口单位，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宣示服务理念、承诺服务质量的各种标语和制度，但时常令人感到无奈的是，挂在墙上的口号与体现在行动上的服务，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让群众满意和让领导高兴之间，一些部门总是习惯性地把心思用在后者。

今年8月初的一天，在某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事大厅，新华社记者“体验”了一回服务窗口的所谓“转作风”。该办事大厅共有13个服务窗口，但有的窗口没人，有人的好几个窗口却摆上了“稍后办理”的牌子，有的窗口办完了一个业务却迟迟不叫号，连续办理业务的窗口只有4个。然而，在上级领导来检查前的半分钟内，13个窗口迅速全部开放。15分钟内，电子叫号屏上“高速”滚动过了20多个号码，窗口前的座位上也坐满了等待办事的群众。到领导离开时，大厅里基本不见了办事群众。而此前一个小时，一些排队领号的群众却被告知：“今天的号已经发完，明天再来。”

一篇题为《“领导来了，作风立转”说明什么？》的新华网评感叹：“一千个‘转作风’的会议，比不上15分钟的‘领导光临’。这就是在某些机关部门活生生上演的行政逻辑。人满为患，窗口稀缺，问题都在领导的视察中迎刃而解。”

显然，这种“转作风”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服务理念的表面化。究其实质，是群众观念的淡薄与缺失。

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找关系”大多因为办事难。办事人遇到的“难处”常常与制度设计上的弊端有关。凡事“找关系”，恰恰暴露了制度设计的缺陷或制度可执行的程度低。

程序繁琐是制度的最常见缺陷。

在今年1月召开的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展示了一幅长达3米的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流程图。他说：“目前，在广州投资一个项目，需经历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流程共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另外，还需办理36项缴费手续和缴费。其中，开工前的三个阶段就需要259个审批工作日，相当于一年的工作时间。这么长的审批时间，不但提高了投资风险和成本，有时还会导致一些优秀项目流失、转移，甚至会导致一些违规建设现象出现。”曹志伟建议，简化广州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

有评论指出，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客观上反映了很多制度存在的手续繁琐、流程复杂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人们为了更快捷地办事而不断“找关系”。

最近，李克强总理两次提到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反映出的制度性缺陷。他说：“大家都看过报道，有人画了一张行政审批的‘万里长征图’——办一个企业，上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公章。不仅如此，还被‘吃拿卡要’，创业者不堪重负。”

一方面，制度性缺陷加剧了“找关系”现象；另一方面，只要存在制度性缺陷，也就给“找关系”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以公务员录用制度为例。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天祥经过观察发现，按照现有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一般要经过三个环节，即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和面试。随着考试制度的日臻完善，前两个环节的程序越来越严格，一般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在面试环节则存在较大的人为操作空间，主要是面试考官筛选不规范和不匿名、面试组织过程不严密、事先“打招呼”等问题。一些官员就是利用这些制度漏洞帮其亲属“走后门”进入公务员系统的。

衙门作风积弊甚深

近年来，媒体不时爆出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雷人”语录，譬如“我就是推诿，不为人民办事，不负责任”的狂妄叫嚣，譬如“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吗”的荒唐逻辑，譬如“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可笑诘问……有评论指出，集中表现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衙门作风，是助推“找关系”乱象的一大帮凶。

近日，央视《焦点访谈》的一期报道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北京工作、原籍河北省武邑县的小周，为了办护照，在北京和武邑之间往返6次，跑了3000公里才办下来。而江苏省丰县的小狄，为了办营业执照，在两个部门之间被“踢皮球”，来来回回折腾了11次。另有媒体报道，郑州的“准妈妈”张女士，4个月内跑了社区近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

有多少人经历过类似的遭遇？《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0.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遭遇过新闻报道中的类似情况。那么，很多人遭遇“办证难”“办事难”，究竟“难”在哪些方面呢？调查结果显示，“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互相推诿”及“脸难看”分别占据前三位。

《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目光向下方能扫除“衙门作风”》的评论中指出：“‘窗口’既是群众办事的入口，也是工作作风的出口，老百姓正是从盖章办证这样的‘小事’来看干部、观风气。多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办事难’成了‘老大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机关传达室，‘从小肚子跑到大肚子也没跑下来’的准生证，‘比西天取经还波折’的审批过程，反映了刁难症、折腾病、懒散风等为害之烈。‘办证难，难于上青天；办事苦，处处都添堵’，一些群众的说法，表达了不满情绪，更说明‘衙门作风’像无形的墙隔开了干群，像锋利的刀伤害着公信力，亟须大力扫除。”

在大力倡导并厉行反“四风”、改作风的当下，一些机关部门和窗口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依然故我，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监督失效惩处乏力

“找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衙门作风的监督失效、对权力失范的责任者以及导致权力失范的领导者惩处不力。

由于内部监督多处于形同虚设状态，也由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尚未形成常态性机制，现行法规对衙门作风往往无法做到有效的监督惩处。即便是出现《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问责情形，执纪失之于宽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现实生活中，一些针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责任人员的处理，大多“雷声大，雨点小”“高举巴掌，轻拍屁股”，通常是在有关部门集中暗访时才抓几个典型高调处理一下。风头一过，受处理的人员又很快低调官复原职，使得惩处成为“问责秀”。

正如《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在健全监督体制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各领域各层次都建了不少章、立了不少制，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和监督落实不到位，产生了‘破窗效应’，很多都成了‘稻草人’。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显规则’成了摆设，‘潜规则’反而盛行。”

如果说针对作风问题的监督惩处不力导致了“找关系”现象的加剧，那么，对违法乱纪的滥权现象的监督惩处不力，则导致更多心存侥幸的官员违法滥权。

2012年7月，甘肃省宕昌县委原书记王先民因涉嫌受贿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先民在“悔过书”中坦言：“在宕昌，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本县检察机关监督不了，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王先民大权独揽，成了“买官”的官员、承包工程和违法批地的商人最主要的公关对象。

违法性质的“公关”，几乎全部具有行贿行为，但由于在执法上偏重于对受贿行为人的处理，近年来呈现出行贿领域广泛化、行贿对象扩大化、行贿数额巨大化、犯罪趋势群体化等特点。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江西某地检察机关前几年查办了几个腐败窝案，有二十多人因受贿获刑，而涉案的行贿者无一被定罪。目前，不仅个人行贿受惩处数量少、程度轻，对单位行贿行为的处罚更处于宽松状态。许多人认为，与那些收受贿赂的贪官相比，行贿人往往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行贿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忽略了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心态是“找关系”现象加剧的一个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