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定位：“我一向反对用大师这个称号”
1947年，年仅二十岁的汤一介即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57年初，为参加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论文，成为汤一介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当时的“讨论集”中；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批判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等。他认为这些论文很少具有学术价值。但它们真实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对中国学术界的深刻影响，因而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写出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他不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了，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晚年的汤一介推出了《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而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阐述尤为精到，他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题。
现在的汤一介，可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甚至不请自来。但是汤一介对此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反对别人将“大师”这样的帽子强加于他，他甚至认为自己连“哲学家”这样的称谓都够不上。因为哲学家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大师则是要提出一套让全世界都承认的理论。他之所以认为现在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类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划时代著作。
汤一介认为对自己较为准确的定位是“哲学史家”，即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至于当前没有出现“大师”或“哲学家”，他认为除了天赋以外，社会环境的桎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惟有允许对主流思想的质疑，甚至是颠覆性的质疑，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才能促进哲学家的诞生。他这样反问道：“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怎么能产生大师，怎么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试问，谁又能直面汤一介的这一反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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