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导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施令者与受令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由来已久，形式多种多样，情况也错综复杂。这里，我们把政策界定为施令者为维护目标群体的利益而提出的刚性主张，对策是受令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规避政策的柔性做法。
近些年来，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管理层针对政策与对策的对弈现象做过不少专题研究，发表了不同视角的观点、建议，有些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反观现实，这些观点、建议只是场外“点评“，政策与对策之间的对弈非但没有收盘，反而愈演愈烈，上下级政府之间、上下级官员之间、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对弈全面开局。
新一届中央领导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刘云山、王岐山等中央领导近期也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许多政策看似完美无缺、有的放矢，但与对策交锋时为什么常常“不堪一击”？为什么政策常常“孤军奋战”，而对策却“蜂拥而起”？ 如何打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循环，让那些研究对策的人无“藏身”之处、无“顶风”之胆？这关系到党和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执政智慧。
哲人说，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存在的。这个办法在哪里？
问题没有解决，“点评”亦有价值。我们继续探讨、继续寻找，旨在引起更多人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反思，以求政策早日“强身壮骨”、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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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说，有政策必有对策，就像有矛必有盾一样；政策越多，相应地对策也越多。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
对策后手将军 ，政策观棋不语
□ 高明义 薛万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近些年来广为流传的社会热词，但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常言”“俚语”中早有类似描述，例如：“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只供稀饭，我撑断腰带”“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等。
宋代人编纂的《太平广记》记载：朝廷曾下诏严禁杀生。一次，御史大夫娄师德到山西出差，地方官员在宴请他时上了一盘羊肉。娄师德问：“为什么上肉？”厨子按照当地领导的嘱咐回答：“这是被豺狗咬死的。”不一会儿，厨子又端来鱼片并主动解释说：“鱼是被豺狗咬死的。”言外之意，“被咬死的”就不是人为杀生，就不违犯朝廷禁令，就可以摆上餐桌供贵客一饱口福。可见，称“被咬死的”就是针对“严禁杀生”政策的公开对策。
对策也有隐蔽的。据传，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要求下属节俭，自己也“以身作则”：每日早餐只吃两个小馒头、两条小鲫鱼，还有一点儿胡椒面。殊不知，馒头虽然是普通面粉制作而成，但鲫鱼却是从很远的淮河打捞而来。为了确保长途运送而不失鲜味儿，一路上要精心护理。那“一点儿胡椒面”就更讲究了，是用鹿茸、人参以及十几味中药制成的高级补品。身为大总统，袁世凯左手出政策，右手出对策，既能以“节俭”昭示天下，又能确保美味入口，可见他是玩儿转政策与对策的职场高手。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步步深入，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尤其是反腐工作全面“撒网”，政策与对策之间的对弈也呈现出多领域、多主体、多手段、多形式的发展态势。
这里，我们撩开社会一角，看看政策与对策之间的几场最新博弈。
“五星”食堂。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成为社会舆论主流，各地公开的公款吃喝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真实情况并不乐观。据媒体报道，面对冷清的餐饮市场，有些高档酒店推出“上门服务”新招。一些单位内部吃喝或请客时，高档酒店就派厨师、服务员上门服务，现场制作美味佳肴。一些单位重新装修单位内部食堂，高薪聘请高档饭店的厨师，以提高“食堂”接待档次，变在外吃喝为“在家”吃喝。
低调高档。俗话说，打骡子马惊。“表哥”“腰带哥”们不慎“走光”、受到查处后，一些官员汲取教训，高档消费均低调处理，如矿泉水瓶装茅台酒、“红塔山”里藏“熊猫”烟、农家院里洗桑拿等等。一些隐藏于高档写字楼、居民小区和近郊“不对外营业”的私密会所大多以隐秘、高档、会员制为卖点，成为新的高消费场所。为掩人耳目，有些单位在公开场合以个人名义结账，将“公宴”称为“家宴”。
公车变脸。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对公务用车早有明文规定，但有些实权人物给公车配上了几块牌子，公事用公牌、私事用私牌；有些实权人物以“下乡用车”“抢险专用车”“接待重要领导或外宾用车”为名，购买豪华越野车，实际上是自己的第二部公车；有些实权人物把豪华车落户在不受购车限制的下属单位，或让不受购车限制的下属单位购买豪华车，长期“借用”；有的地方为应付上级封存公车的规定，用废旧车充数，等等。
会议经济。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费旅游，一些单位或中介组织抓住有利“商机”，潜心开发“会议经济”。每逢旅游旺季，全国各著名旅游城市的大酒店生意红火，“交流会”“洽谈会”“培训会”“研讨会”“恳谈会”“订货会”“高峰论坛”应接不暇，一楼大厅的各种会议报到处往往桌挨桌、人挤人。这些会议通常是一天“会议”、多天旅游。酒店与会议组织者密切配合，通过提供“培训费”“资料费”“差旅费”“住宿费”等报销票据，为公款旅游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有合理名目，参会者趋之若鹜，会议组织者与酒店共宰公款消费，共享“会议”果实。
变相房贷。据报道，“新国五条”出台至今，很多地方的执行基本上搁浅了。虽说限贷政策在表面上似乎还算“有效”，但近段时间有记者调查发现，限贷政策也正在被灰色贷款“翻越”。“新国五条”出台之后，北京房贷政策进一步收紧，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原来的六成上升到现在的七成，这就意味着能从银行贷出来的款子只有区区三成。很多人想买二套房，但是首付不够怎么办？在利益驱动下，一些银行推出了一项新业务叫“消费贷”——为消费者提供购买汽车、房屋装修等耐用消费品或留学贷款，金额可从几十万元到两三百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十年。“消费贷”成了变相房贷。
曲线购房。为控制房价、遏制外地人进京炒房，北京市政府规定了一系列买房、卖房政策，但不久就被“有心人”逐一“架空”。例如，非北京户籍人员无权在京购房。这项政策看似“四门落锁”，将外地人拒之门外，但实际上早已被对策轻松“解锁”——外地人与有资格在京购买房产的京籍单身男女结婚，购房后再离婚，房产归外地人所有，外地人另向京籍人支付“好处费”予以了结。此对策可谓操作简单、双方受益。
卖房逃税。夫妻有两套房产，打算卖掉一套。为避税，将打算卖出的一处房产归到夫妻一方的名下，然后办理离婚手续。拥有该套房产的一方以“家庭唯一住房”的理由出售，卖掉后双方复婚。针对“新国五条”的对策还有很多，被民间称为房产交易“三十六计”，在网上广为流传。
“刷脸”消费。中纪委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党员干部手中的会员卡多出自“赠予”。赠予人或是想“攀高结贵”的下级官员，或是想要与官员“共同致富”的商人。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清退会员卡，此举得到社会的一片叫好，但相应对策也很快浮出水面——上面要清退会员卡，下面就改为消费卡；上面要求实名卡，下面就填写假名；上面要求限额卡，下面就推出空额卡；上面要求刷卡消费，下面就“刷脸”消费认人不认卡，让你无卡可清。
政策与对策博弈的例子举不胜举。
辩证地说，有政策必有对策，就像有矛必有盾一样；政策越多，相应地对策也越多。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但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以治国理政的良策最终获胜为前提的。否则，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如上所述，当今许多政策与对策博弈的结果并不乐观。不断出台、轰轰烈烈的政策常常被如影随形、悄无声息的对策轻松“架空”。对策“后手将军”，政策“观棋不语”。
政策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