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遏制对策“蜂起”在于方法，更在于管理层的决心。可以肯定地说，管理层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力度，就有多大的成效。
取胜还得靠“棋艺”
□ 高明义 薛万博
我们不必一味指责对策多么狡猾、多么顽固，也不要指望靠道德“喊话”、禁令“狠话”全面解决对策“蜂起”的问题。这不是否定思想教育的作用，而是提醒不要把思想教育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就像棋手对弈一样，靠说服教育是不会让对手交棋认输的。在与对策的博弈中，政策要想所向披靡，还需提高“棋艺”、步步紧逼、连将致胜。
提高政策的严密性、可行性、科学性，是遏制对策“蜂起”的首要工作
通过对大量实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对策之所以能够“一招儿制胜”，往往都是钻了政策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又往往是政策主动提供的。政策“漏洞”百出，还能怪罪对策快乐穿越吗？因此，提高政策的严密性、可行性、科学性，是遏制对策“蜂起”的首要工作。
其一，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必须是相关领域的内行。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内行既知己又知彼，制定政策时就会有的放矢，出台的政策就会相对全面一些、细致一些、严密一些，不至于有明显的漏洞。“内行管内行管得内行，外行管内行管得外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近日有媒体报道，南方某县政府作出规定：公职人员在举办婚丧嫁娶活动时，如果宴请的人数超过200人时需提前向有关部门报批。像这种连小孩子都能很快拿出对策的规定，如果说不是有意为违规操办者网开一面的话，那制定者就是智商太低又不谙国情的外行。
其二，制定公共政策时各相关部门应联手合作、无缝对接，形成环环相扣的政策链。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单项工作看似“一棵树”，却连“万根须”。而所谓“内行”也不会是“万事通”。因此，制定政策不应该是权力系统内几个人关上门“碰碰”的事儿，而应该请相关各部门参与，广泛听证、认真咨询，做到集思广益、“四门落锁”，让寻找对策的人感到四周都是严丝合缝的“墙”，而不是漏洞百出的“网”。
其三，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对“对策”有足够的防范准备。未知社会要比已知社会更复杂，更具多样性和多变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尤其在对策“蜂起”的现实背景下，对于“如果……怎么办”“假如……怎么办”都要有事前准备，利用“先手棋”的优势提前布局，多设几道防线，尽力缩小对策的活动空间。如果只有原则性要求而无具体的操作步骤，政策不“架”自“空”。
政策需要打“补丁”，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靶子的位置、形状、大小变了，瞄准的枪口也需要相应移动，才能确保弹无虚发。同样道理，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又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又是有限的，工作中还会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一成不变，也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国家宪法、党的章程尚在不断补充、修改之中，其他各项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政策与对策的博弈是“运动战”“持久战”，需要以变应变。
其一，世上没有无缝儿的“天衣”，政策也需打“补丁”。谁都不能料事如神、事事都能未雨绸缪。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常常会超出人们的已知储备。制定政策前没发现的问题在执行中发现了，就要及时给政策打“补丁”、填“空白”。例如，按“新国五条”规定，二手房交易按转让差价所得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但现在的房产管理部门对“大龄房”、福利房等没有备案资料，又怎么能计算出转让差价、怎么准确征收个税？后期房屋装修改造的个人投入是否应该从收入差价中扣除？对这些新问题，“新国五条”应该及时作出补充说明，否则就会给对策留下自由空间。
其二，面对对策“反扑”，政策应及时“还手”。政策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面对对策的一次次“反扑”，政策必须连续作战，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反之，“呆”政策迎战“活”对策，必败无疑。例如，为防止用卡行贿，有关管理部门明确规定，大额购物卡必须实名登记，这是政策将了对策一军；对策则见招拆招，化整为零、小额多销，这是对策反手又将了政策一军。政策现在观棋不语，如果不能再次出击，这项规定必定名存实亡。
其三，政策过时，应予以及时清理和废止。任何政策都是有生命周期的，都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针对具体问题而制定的，在当时看是必要的，但时过境迁之后就会不合时宜。这些“过季”的政策也应及时清理和废止，以免成为新政策执行中的障碍或被他人利用的政策漏洞。
人人喊打，还需人人动手；有“狠话”，还需有“狠招儿”
论政策宣传、政策教育、政策制度建设，世界上很少有像我们国家这样重视、这样轰轰烈烈的，但为啥很多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力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地方、单位常常“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把“狠抓政策落实”的精力放在了张贴标语上。政策落实中的形式主义，无异于给对策“壮胆”。同时，“政策只是说说而已”的从众心态，也给对策的萌发、成长提供了宽松环境和活动空间。
公共利益无疑是公共政策的受益者。受益者本应是公共政策的监督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但事实并不尽然。在政策与对策的对弈中，人们通常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翻越”政策墙，成为对策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就会不自觉地成为这场对弈的旁观者或对策“新闻”的热情传播者。面对跃跃欲试的“翻墙”者，许多管理者往往一推了之：“上面有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怎么整你自己看着办，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告诉你。”
如今，面对损公利己的对策，虽然人人喊打，却无几人动手。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反倒成了刘谦的魔术——一登台亮相，便成了很多人“研究”“破解”的对象。
如何扭转政策“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
其一，重金奖励。任何对策都有知情者，让知情者变为举报者要施以重奖。奖要拿得出手，奖到让知情者动心、让围观者眼红。这样，知情者、围观者才能由“人人喊打”变为“人人动手”，对策才会无处遁形。
其二，重拳打击。政策粗放、落实无力、监督缺失是对策“蜂起”的根本原因。目前，遏制“对策”主要还停留在“决不允许”“坚决防止”的“喊话”阶段。政策是党和政府出台的强制性法令，必须严格执行，这是党的政治纪律，容不得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级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纪检机关、政府监察部门、社会舆论对此应进行严格监督。对那些以种种对策拒不执行政策的单位及其领导，要出“重拳”打击，打得他们“伤筋动骨”、心寒胆怯。
说到底，遏制对策“蜂起”在于方法，更在于管理层的决心。可以肯定地说，管理层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力度，就有多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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