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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在工业园区现场办公
安顿城市记忆
城市规划，是要建立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法则，因此，对城市本源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关键:这座城市的文脉来自哪里？迥异于地图上其他一座城市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看上去颇为常识性的追问，却可以成为阻止城市建设盲目攀比的有效途径。遗憾的是，常识的匮乏，或者是文化自信心的短缺，终究还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西方化的“亦步亦趋”，画虎不成又反类犬。
那么，大同何以成为大同？
耿彦波选择了与大同的直面相对，中间不隔层层汇报的官员，也不隔堆积如山的材料。履新第五天，大年初一，新市长独自翻城墙、进民居，发现了古城内保存完好的里坊结构，步测目量了一大批历史遗存的现状。自此五年，耿彦波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与北魏时期的云冈大佛相遇，与中国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善化寺、华严寺相遇，与中国仅存的元代关帝庙、法华寺相遇，与北魏修建明代增筑的古城墙相遇，他与住在棚户区里的老人相遇，与担煤生火取暖的中年人相遇，与小巷中结冰打滑的泔水、风一吹漫天飞舞的垃圾相遇，与各式各样违规建筑、盘根错节的既定利益格局相遇。他知道这座城市有骄傲的地方、显赫的地方，也有疼痛的地方、创伤的地方、跌跌撞撞的地方。该怎样擦亮蒙尘的珍宝，怎样安置今人与古人的关系，让被遗忘的得到尊重，受到伤害的得到抚慰，失去希望的看到希望？
在城市基本框架的布局中，上个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提出的“梁陈方案”成为耿彦波大同规划的借镜之处，遵循其将保护古城和发展新城的矛盾放在两个空间来解决的基本精神，耿彦波决定以御河为轴线，西边完整修复古城，东边建设新区，此之谓大同的“一轴双城”规划。
评判耿彦波在大同修复古城的规划，必须要置于整座城市的地域背景中，才能够谈得明白。大同地处塞北，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界地带，这样的空间特征决定了整座城市难逃烽火绵延的命运，也有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和谐。赵武灵王于此处令群臣学习胡服骑射；北魏鲜卑族则仰慕汉风，在此实行汉化改革，渴望通过郁郁斯文化被天下；明清时期，大同成为北中国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不同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之后又伴随马蹄驼铃向西向东。概而观之，大同2300多年的城市记忆，既有对中州正韵的念兹在兹，又有对异域风情的耳濡目染，大同的因缘殊胜，有凭证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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