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而不用的形式主义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修建的排污设施造成污染，众多市民集结示威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同年10月22日，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以中石化镇海炼化扩建项目距离村庄太近为由，到区政府集体上访，并围堵了城区多处交通路口。
记者了解到，这两个项目之前都进行了稳评，但结论均没有引起有关决策者的重视而被束之高阁，项目在强行推进过程中导致矛盾集中爆发，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对，最终项目被终止。
“一些地方的稳评报告出来，对决策有利的，领导就用；对决策不利的，用不用就很难说。”南京市维稳办副主任刘绍南说，“2012年发生涉环保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地方，项目上马前也做了稳评，得到的结论并不乐观，但到了地方党委常委会上，这有多少作用？”
朱传日认为，有的地方和部门认为作决策、上项目取决于领导，最终还是“一把手说了算”，稳评可有可无，从而在评估中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还有一些项目，是由下级政府部门来评估上级政府部门确定的项目，“儿子评老子”，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让稳评结论发挥效力、使民意真正进入决策？广东省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张庆宏等建议，要让稳评成为一道“刚性门槛”。为此就必须改变公共决策过程，只有当稳评成为一个必备程序，才可以强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稳评持续推进的“发动机”
当前稳评工作总体处于起步阶段，面对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何持续推进其科学开展，一些地区正积极尝试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和进一步落实问责制等。
建立风险管理体系
“评估报告绝不是评估工作的最后一步。”不少参与过稳评的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这样说。地方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要使评估作用最大化，还需从源头评估走向全程评估，从静态评估走向动态评估，从风险评估走向风险管理。
上海市静安区在该区67号街坊旧改项目中尝试实行了风险管理。“项目启动前，我们发放了2600多份征询意见书，充分发挥了风险识别作用。”静安区旧城改造办副主任洪海明告诉记者。
在风险识别后，旧改部门开始逐一进行风险沟通。洪海明介绍说，在补偿方案公示期内，旧改办共召开座谈会69场，发出征询意见表2573份，基本实现意见征询全覆盖。
旧改启动后，风险评估工作也并未结束，后续的风险跟踪仍在继续。比如，为了尽可能化解旧改过程中的家庭内部纠纷，67号街坊成立了改建工作人民调解组，把排查、调解、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贯穿项目全流程的风险管理明显加快了相关工作进度。不少基层干部认为，风险评估只有处理好风险识别、风险沟通、风险跟踪的每一个环节，才能让稳评的作用落到实处。
一些研究风险评估的专家认为，静态的风险评估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地方政府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向风险管理的方向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等专家认为，引入风险管理既符合国际经验，也顺应了转型期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需求。
引入第三方评估
稳评如何避开自己评自己的怪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通过有序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评估来解决这一问题，以推动稳评更趋客观、公正、专业、权威。
在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南京等地，引入第三方开展稳评有不少成功实践。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有资质参与稳评的中介机构已达31家。在全国咨询业首个设立社会风险评价部的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已经承担稳评项目140多项。同时上海的稳评机构还积极建立专家库，发挥“外脑”作用。
在多地积极引入第三方参与稳评的同时，如何确保第三方机构的公信力、权威性、独立性显得尤为迫切。相关专家表示，首先要建章立制，明确评估必须由有合法资质、无直接利益的第三方来做。例如，2011年，上海市出台政策明确规定，“项目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开展评估篇章(报告)的编制工作”。
其次，细化操作规范，减少自由裁量权，压缩受干扰空间。上海市维稳办协调督办处处长林子岳举例说，上海对于风险评估报告可能出现的偏差，专门设置校正程序，由另一家中介组织对报告进行再评估。同时上海市出台编制报告的格式文本指南，明确各项风险因素评估的数学模型和量化指标。
第三，创造条件促进第三方市场充分发育，让优秀机构脱颖而出。深圳市维稳办副主任江小礼说，只要坚持不牟取暴利、涵盖不同行业、具备专业背景这三个准入标准，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等都可以成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候选对象。
虽然第三方评估还处于起步期，但由于具有“党委政府有需求，中介机构有动力，广大群众能认可”的特性，第三方评估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科学稳评不可或缺的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