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細節

死了也要摘掉帽子

我們在楓橋採訪時，“楓橋經驗“陳列館“正在緊張布展。陳列館放在新建的楓橋鎮社會管理服務中心三樓，以圖片為主，有少量實物。第一展區的建筑空間仿造五六十年代的農家制式，椽梁高挑、黑瓦白牆，有歷史分寸。進門右側立著一幢小樓，一人高，三間二層。當地干部說，這仿的是60年代的楓橋區公所，“楓橋經驗”的基礎稿，就是在這裡寫下的。

但當事人的回憶與這一提法似乎有出入。當然，只是枝節上的。

1963年7月，時任浙江省公安廳研究科副科長的徐賢輔，參加了省委工作隊在楓橋區進行的社教試點。徐賢輔回憶，在運動進入到“對敵斗爭階段”時，一些干部群眾揭發有四類分子幻想“變天”，要求工作組在把四類分子武斗后抓走，有的甚至說對個別地主分子要“一槍兩個洞”。

但經過大討論，工作隊決定依靠群眾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對四類分子就地改造，矛盾一個也不上交。

當時楓溪大隊有“20多頂帽子”，有個“壞分子”湯某，公安機關把逮捕証都填好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陳友堂知道后，趕到縣裡去“保”，說“勞改隊不過幾十人管，這兒有上千群眾管，還怕管不住一個湯某？”。

在對敵斗爭階段基本結束后，省委工作隊開始總結試點經驗，決定由在楓橋蹲點的省公安廳副廳長呂劍光牽頭抓這項工作。徐賢輔和公安廳的8位同志參加了這個寫作班子。

據徐賢輔回憶，“我們被安排在紫薇大隊一戶農家，這是幢三間二層木房，戶主讓出樓上兩間，作為我們8位同志住宿、辦公之用。”徐賢輔說，為了讓他們夜裡也能工作，公社特地拉了一根電線過來，裝上電燈。“由於桌子不夠用，有時就蹲在灶前的長凳上寫材料。”

從1963年的10月8日到31日，整整干了23天，材料終於寫完，標題是《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敵斗爭總結》。

這恐怕就是“楓橋經驗”的“開山之作”。

1977年11月，時隔十年后，徐賢輔再次來到楓橋，對“四類分子”的情況進行調研。“一些村干部對我說，我們這裡的四類分子早該摘帽了。”徐賢輔了解到，由於當時對摘帽有個比例限制，所以“不是表現好就可以摘掉的。”

調研結束后，徐賢輔把情況向公安部下派的干部趙明作了匯報，趙明很干脆地說，“對改造好的四類分子全部摘，百分之一百地摘。”

趙明隨后帶著徐賢輔又回到楓橋鎮調研，公社干部向他們提到西疇大隊一個地主陳某。陳某經過群眾的“說理改造”，表現一直很好，公社根據群眾意見，曾要求公安部門為他摘帽，但被“文革”耽誤了下來。公社干部說，現在陳某已經病故了，頭上還戴著“帽子”。

趙明說，“黨的政策一定要兌現，該摘掉帽子的，死了也要給摘。”於是西疇大隊經過群眾評議，並報上級批准，摘掉了陳某“地主成分”的帽子。陳某在外地工作的女兒收到父親摘帽通知書后，非常感動，來信表示“一定要緊跟共產黨干一輩子革命，還要鼓勵我們的子女為社會主義出大力。”

徐賢輔回憶，一天，他和趙明到一戶剛被摘掉帽子的農戶家走訪，鼓勵他們繼續好好勞動，做一個好公民。“出門后，趙明感慨地說，曹雪芹的《紅樓夢》隻寫了一戶封建家庭的衰落，我們共產黨人卻寫了把中國主要剝削階級徹底消滅的更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