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叶柳
“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近年来，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这种“为官不为”的消极心理在干部队伍中有滋生蔓延之势。由于心存顾虑、不敢担当，一些干部在改革创新路上步履迟缓，甚至止步不前。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要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从严治吏的同时，如何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课题。
为了给改革创新者撑腰壮胆，近年来，江苏泰州，浙江绍兴、杭州等地相继探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容错免责能否破解“为官不为”？如何防止容错机制被滥用？记者近日对多地进行了实地调查。
“怕而不为”现象呼唤建立容错机制
据2015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西部某县在项目资金早已到账的情况下，工程却迟迟不动。当地领导道出实情：当前财政资金审计严格，纪检监察机关全程盯着，一些干部感觉四周都是摄像头，嫌“麻烦”，怕“引火烧身”，宁愿拖着不上项目。
近年来，随着从严治吏成为常态，由“为官不易”引发的“为官不为”现象屡见不鲜。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有企业家表示，现在干部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干部“不吃、不拿，也不干”，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广东惠州某区纪委书记介绍，有些基层干部认为干事风险较大，甚至出现个别年轻干部申请到清闲岗位去的现象。
而在一些干部看来，干事创业的激情淡化实乃事出有因。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课题组2015年一项针对领导干部的调研显示，对于“为官不为”的原因，62.16%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对落实责任从严的恐惧，害怕问责而不为”存在关联；41.89%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对纪律约束从严的疑惑，不清晰‘红线’‘底线’而不为”存有关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改革步入深水区，干部“怕而不为”让改革发展蒙上了阴影，建立容错机制成为各方期待。江苏扬州市委组织部开展了一项防治“为官不为”激励保障机制的调研，结果显示，55.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建立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杭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周旭霞认为，改革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出现失误，有时甚至干得越多出错越多。如果没有容错免责机制为干部撑腰壮胆，改革的步伐将沉重而迟缓。
明确标准，区分“敢作为”与“乱作为”
为了保证改革创新的“领头羊”不成为“替罪羊”，激励干部大胆闯、大胆试，2013年以来，江苏泰州、浙江温州、绍兴、杭州、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等地立足于实际需要，先后探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给干部一定的“试错权”。2015年10月，浙江省委出台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治理“为官不为”的意见，要求全省各地建立推进改革容错免责机制，成为省级层面的吃螃蟹者。
厘清哪些错误能容、哪些不能容，无疑是建立容错机制的基础。记者调查发现，出于公心、善意履职、不违反党纪国法的禁止性规定，成了各地确定免责的一致原则。绍兴市明确，对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活动、先行先试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和失误，符合特定条件的，可以宽容对待，立足教育引导，支持大胆工作。泰州市在责任豁免办法中界定了10种具体情形，归纳起来可分为利于全局、利于改革、利于群众、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等四大类。
与容错免责并行，一些地方也列出了问责情形。绍兴紧盯“庸政”“懒政”“怠政”“恶政”，严肃追究在重大决策执行、重大项目推进和重要工作落实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以确保政令畅通。青岛西海岸新区则明确，对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违法履行和不当履行工作职责的8种情形要进行问责。
“容错免责不是免罪牌，不能被滥用，要坚持标准，把‘敢作为’与‘乱作为’区别开来。”泰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程秋喜解释。
出于对干部的保护，同时避免“拍脑袋”决策带来的失误，“经过民主决策并有书证”被多地列为申请免责的条件。温州还建立了改革创新风险备案制度。“我们要求对重大改革创新项目有较大突破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建立完备的资料台账，必须具有风险评估材料，经所在单位党委审核后建档。这些备案材料可作为免责的重要参考。”参与制度设计的温州市监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容错免责如何办理？多地明确认定免责的程序包括：相关单位和个人向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实施责任追究职能部门会同相关单位开展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作出认定意见，对认定结果进行反馈和备案。
免责结果的运用也是重要一环。记者发现，多地在相关文件中明确，经认定予以免责的，一般可在各类考核、评优评先、干部提拔任用考察中免予负面评价或一票否决；需追究党政纪处分的，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试错权”会不会成为干部违法乱纪的“保护伞”？对此，杭州、绍兴、温州等地明确，严禁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坚决惩治借改革创新之名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假公济私以及严重伤害群众利益等行为。“只有宽严相济、惩治与保护并举，方能让‘真改革者’甩开膀子、迸发出改革的新动力。”前述温州市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说。
导向鲜明，激励效应初显
2015年初，绍兴市柯桥区启动柯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工程，其中涉及1500多户房屋征收，柯桥街道干部挨家挨户讲政策、做工作。截至目前，93%的房屋已征收完成，在此过程中无一上访。“如果没有容错机制护航，如此繁杂的工作不可能进展得这么顺利。”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伟江说。
记者在绍兴、泰州等地调查发现，对那些长期冲在改革发展一线，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复杂多变的干部来说，容错免责机制为他们踏实干事加上了一道“护身符”；对于大胆改革、勇于担当的干部，容错免责机制则增添了他们敢做善为的“底气”。
从2014年起，泰州市泰兴经济开发区开始对园区内的企业实行星级管理，考核评星的等次与企业能够享受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服务直接挂钩。起初，这一创新的管理方式遭到了众多非议，但泰兴市委常委、泰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孙群却坚持推行。“搞错了，我负责，毕竟还有容错机制为我们‘撑腰’呢！”实践证明，星级管理激发了企业争星晋位的积极性，两年下来，开发区内的五星企业占比由20%增至60%，三星以下企业比重则由50%降为10%。
虽然一些地方已出台了相关文件，但对容错机制的探索方兴未艾。记者采访中，不少地方表示：“规定的条件和办法比较原则，真正落实容错机制还需建立配套机制。”
对此，绍兴市正在考虑如何将容错免责办法具体化、清单化，先在一些被问责风险较大的部门试点，让它们对行政风险实行摸排，提出具体的免责情形，经审核批复后，纳入容错免责机制。
“各地建立容错机制，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好地推动改革发展，决不能搞‘一容了之’‘知错不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甄小英提出，“与容错配套的纠错机制也应尽快建立。”
“营造勇于担当、敢于干事的良好政治生态，正向激励与反向鞭策相结合很有必要。”程秋喜介绍，在容错免责的同时，泰州市今年又设立了“蜗牛奖”，发给那些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容错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该不该干事、值不值担当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既守住底线，也放开手脚，一门心思干事创业。”
“一些法律、政策在目前看来也有不合时宜之处，容易成为改革创新的束缚。”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提出，发挥好容错机制激励改革创新、鼓励干事创业的导向作用，要敢于创新和突破那些“过时”的法律法规。
随着“容错纠错机制”被写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机制有望在更大范围推行，这也给一些改革先行者吃了“定心丸”。“我们希望能自上而下建立相关机制，减少地方探索中的法律风险。”绍兴市纪委研究室主任张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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