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柴生芳和平时一样，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
8时05分，到办公室上班；8时10分，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8时50分，调研引洮工程有关情况；14时30分，参加引洮工程座谈会；16时30分，到县文化中心，主持全县捐资助学表彰暨资助优秀贫困学生大会；17时30分，检查县城北大街改造工程进展情况；18时，实地查看城区东大街、南大街、公园路、新街等明年待建道路情况；18时30分，参加公务接待；19时30分，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22大项53小项工作，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30分。
忙碌了17个多小时后，疲惫的他在办公室和衣而睡。
这一睡，他再也没醒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刚刚45岁的柴生芳，永远离开了我们。
消息不胫而走。8月18日，他的遗体送到定西市火化。临洮县城，万人空巷。十里长街，站满了送行的人们。数万名干部、工人、农民、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从千家万户赶来，与他作最后的告别。
8月29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追授柴生芳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恪守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强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坚持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的职业操守，弘扬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实干精神，秉承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人们将永远铭记在心里。
也许，岁月会模糊影像，但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将永远珍藏在心中。
信 念
——“我要回到甘肃，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
“甘肃的资源比日本都丰富。可我从小学念到博士，从中国读到外国，就数甘肃最穷。毕业后，我要回到那里，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2001年，在日本留学的柴生芳，不止一次这样动情地对友人说过。
家乡，祖国，在柴生芳心中，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
1969年7月，柴生芳出生于庆阳市宁县南义乡北庄村一个贫寒农家。
家中十来口人，全靠20多亩旱地度日。读书，是出路和希望。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们兄弟六人上学。
排行老五的柴生芳读书很争气。上小学时，照明的煤油每月供应少得可怜，他总会趁父母睡着时，偷偷地将煤油灯点着看书。
在宁县二中读高中时，他每周要回家一趟，往返20公里，带上6个大锅盔和一点咸菜，当作6天的伙食。每顿饭，就是将馍馍用开水一泡。夏天，有点馊了，亦是如此。
1986年，考上大学那年的暑假，为凑学费，他还拉着架子车在县城卖过西瓜。
但他心里美滋滋的。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他以庆阳地区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的光荣传统激励着他；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北大人浓郁的家国情怀感染着他。
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柴生芳在孜孜求学的同时，也关心着国家、关心着世界。他积极参加各类学生社团，从事多种志愿服务，自觉将风华人生汇入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
青年时代的教育与自我塑造，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个性培养至关重要。北大的经历，给柴生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人生烙印。他系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种子深深地种在了心里。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北大的优良学风也植入了柴生芳的脑中。毕业后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6年时间里，他迅速成为业务骨干，参与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敦煌悬泉置遗址抢救发掘期间，柴生芳在戈壁滩一干就是两年。住的是没门没窗的简易房，吃的是洋芋白菜，喝的是当地人都不喝的咸水。就是这一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第一张西晋纸质文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受大学同学影响，1997年，柴生芳停薪留职，东渡扶桑，自费到久负盛名的日本神户大学留学，投入著名敦煌学家百桥明穗先生门下。
从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预科生，到先后取得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学博士学位，柴生芳仅仅用了5年时间。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一般需要3到7年时间，而他仅仅用了2年。一提起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百桥明穗先生就赞不绝口。
异国他乡，柴生芳的手头极为拮据。他干过搬家工、洗碗工、清洁工、超市收银员，做过汉语家教、兼职讲师、研究助手等。但是，不论生活如何艰辛，他都以一名“中国人”为荣。
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柴生芳组织留学生冒雨集会，进行强烈抗议。
长江流域大水灾、台湾地区大地震，柴生芳都在第一时间，组织了募捐活动。
他还发起成立了以“敦煌·丝绸之路的伙伴们”命名的日本国际绿化组织企划委员会，倡议“向甘肃献一棵树”。
神户市兵库留学生会馆里，中国留学生大约占三分之一，是个很大的群落，但往往被会馆的管理人员小看。一次，会馆的管理人员说了句“中国人脏”，柴生芳就怒气冲冲上去质问:“谁脏就谁脏，不能说中国人!”并发出警告，“再这样，我就去告你。”事后，会馆一名副馆长出面向他道了歉。
缘于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柴生芳被推选为神户地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理事，同时当选为神户地区华侨总会理事。以留学生身份进入华侨总会当理事，柴生芳是唯一的一个。
为祖国的强大出力流汗，柴生芳的心里，放不下祖国，更放不下家乡。“甘肃穷，关键是缺技术、缺人才，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家乡用得上。”毕业前夕，他对友人说。
这是心迹的表白，也是追求的方向。
留学结束后，他婉言谢绝了神户大学的盛情挽留，毫不犹豫地启程回国。
“留洋博士”的光环，学富五车的才华，让上海、江苏、香港、澳门等地的大学、企业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还是不改初衷。
“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他在日记中写道。
2002年10月，柴生芳踌躇满志，回到甘肃。
使 命
——“出门招商，回家下乡”
他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调研处工作。
调研处的主要职责是为省委有关领导和办公厅领导起草各种文稿，写稿任务十分繁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交稿时间催得很紧，通宵达旦几成常态。
为尽快适应角色转换，柴生芳如饥似渴地向领导学，向书本学，向同事学，向实践学。一有空，他就趴在办公桌上用笔记本摘抄笔记。大家加班散去或逢周末节假，他还待在办公室里阅读钻研。
柴生芳还经常主动承担任务。2004年国庆长假，7天时间他都没有休息，在办公室编写《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报告》。2005年除夕前夜，他主动加班起草一份紧急报告，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才回老家过年。
由于表现出色，2004年6月，柴生芳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有着爱国情怀和富民梦想的青年，加入到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那种个人微薄力量汇入磅礴洪流、找到更为广阔平台的感觉，让柴生芳感到极为兴奋和幸福。
在对改革、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深入了解后，柴生芳对省情、国情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郡县治，天下安”，同样适于当代中国。县一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到基层去！2006年4月，柴生芳向组织主动请缨，离开省委办公厅，到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定西市工作。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本世纪初，甘肃这片贫瘠的黄土地，终于结束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但是，怎样让这里的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依旧是一道难题。
柴生芳深知定西生活的艰苦，也并非不知道远离新婚不久的妻子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投身这里的扶贫开发，让自己实现理想抱负有了更加直接而广阔的空间。
他施展才华、大展拳脚的时刻到了！在定西，柴生芳一干就是8年。他先是到陇西县任正县级的副县长。3年后，又辗转任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2011年9月，他赴临洮县，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2013年9月，柴生芳任临洮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同年12月当选为临洮县县长。
无论是在陇西，还是在安定，或是在临洮，柴生芳不管职务如何变换，唯一不变的是为民富民的理想和追求。黄土地养育的他，有着这块土地所赋予他的厚重与坚韧。自从踏上定西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定西，年降水量两三百毫米，蒸发量却在两三千毫米以上。
能打开贫困枷锁的，只有唯一的钥匙——发展。
可是，发展靠什么？定西一没资源，二缺资金。除了摸清底子，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子外，当务之急，就是积极创造条件招商引资上项目，打造资金集聚“洼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基于这样的认识，“出门招商，回家下乡”，成了柴生芳8年来最基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天下李氏出陇西”。一到陇西，柴生芳就动起了用“李氏文化”拉动经济的念头。当年，便从福建招来了“金凤凰”——李氏文化产业综合开发项目。今天，这已成为陇西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安定区，柴生芳积极推动，促进了中国定西西部汽车城、百森家居汇展中心、远梦建材城等8个总投资近70亿元的物流项目签约落地。如今，这些项目已陆续建设，他播下的致富种子正在开花结果。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喊了多少年且形成共识、行之有效的东西，却始终没有惠及贫困地区。”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的柴生芳，为此先后6次赴京汇报衔接，终于使临洮今年跻身“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试点县”之列。
两年时间，临洮将修建各类农村公路1119.9公里，而新中国成立后至现在的65年，全县一共才硬化了400多公里通村道路。到明年底，临洮将在全省县区率先实现通村道路百分之百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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