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向市场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未来5～8年仍是我国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最大的机遇在于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正在形成；最大的潜力在于人口城镇化还有倍增的空间。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8%中速增长的新格局。以向市场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为重点推进市场化改革，成为把握机遇、释放潜力、创造改革红利的关键。

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放开服务业领域行政管制为重点，释放服务业需求潜力。

一是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建议人大或者国务院尽快建立行政审批法律审查机制和量化管理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改革的透明度。

二是全面削减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审批事项，尤其是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投资审批。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减少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微观经济活动的许可，尽可能将审批权下放给省市两级政府。

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着眼于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价格激励机制，建议：1～2年内，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2～3年内，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领域市场化在带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大作用。

一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建议1～2年内，在稳定存款利率的同时尽快放开贷款利率下限；2～3年，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为重点，逐步放开存款利率。

二是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议1～2年内，重点改革外汇市场交易机制，减少行政干预;2～3年内进一步放宽汇率浮动空间，将汇率弹性提高1～2倍，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未来5年，基本取消结售汇及其他外汇管制措施。

三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建议2～3年内，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客观趋势，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推进投资转型。

一是明确国有资本提高普遍福利的目标。建议1～2年内，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建议3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

二是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减少并逐步取消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农地物权化是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释放人口城镇化发展潜力的根本举措。

一是尽快完成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建议2～3年内，基本完成全国范围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尽快叫停一些地方“土地换社保”等不合理做法；尽快修改《物权法》，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明确列为可抵押的财产权。

二是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

三是建立城乡统一、同权同价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交易市场，尽快形成农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入股的制度安排；完善征地补偿的法律规定，对失地农民实行公平补偿；严格限定公益性征地范围，主要通过盐碱地、荒地等改造而非占用耕地获得增量建设用地。

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如果说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制造业的话，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是服务业。

一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服务业全面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

二是加快实施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多哈回合受阻、发达国家急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建议2～3年内，争取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同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