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一股既区别于第二、第三国际观点，也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并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它的评价，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理论界有几种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这30年，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了解的30年，也是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的30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在这些争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也已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徐崇温在早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总体评价是，它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世界观”。但是，进入21世纪后，徐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转变。比较明显体现在2012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一文中，徐先生就没有明确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也没有点明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模棱两可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王雨辰并不赞同徐崇温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考察和研究。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是“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
本文比较倾向于王雨辰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这一结论也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的观点及其主观意图而言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基本一致的思潮或理论体系，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庞杂和广泛的，其中有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又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程度也各有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如萨特、德里达和鲍曼等，他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争议还比较大。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过于笼统，更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我们的“同路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一，在思想来源上，它们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在试图摆脱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血统”，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阐发也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的。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尽管不完全同意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再比如柯尔施，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也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联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在西方采取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形成的四大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不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和创新，它的根子永远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们都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管自己面对的社会形势多么恶劣，也仍高举马克思的思想旗帜。陈学明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他们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信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他还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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