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产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地改变斗争策略。比如葛兰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政治战术的运用在东西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采用俄国革命所用的“运动战”,而只能采取 “阵地战”,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样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本土化和民族化进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尽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内容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从整体上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显得含混不清,繁复庞杂,在其众多的理论中很难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
第二,表现形态不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表现形态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四大理论,在其形态上是前后相承的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而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因而在其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现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
第三,理论特质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它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最后又反作用于实践,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具有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而植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低潮的产物”,它不可能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幸运地付诸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相比,其理论特质则更多的带有思辨性(或哲学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非马克思主义元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因此,约瑟夫?费米亚就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坚决、坚定和忠诚方面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如今,激进思想家们似乎对发展‘别的什么东西’更感兴趣,却对于一个走下神坛的伟大思想家仅仅致以礼节性的敬意。”[6]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一直为国内理论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予以突出的重视。比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7]“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8]在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诚如约瑟夫?费米亚所言,如果革命理论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被评判为失败的理论。然而,作为一种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其价值和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些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为“经院式的”或“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同当代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也倾注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9]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变化和新情况,揭露其新矛盾和新问题,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剖析,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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