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经济疲乏不振、两党政治斗争导致政治“失能”等现实，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大部分心思和精力不会倾注在外交问题上。但在挑战颇多的对外政策议程中，如何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能忽视的课题。美国对华政策仍将维持“防范+接触”这一延续多年的总体框架，但需应对两国关系竞争性和相互依存程度同时上升的复杂局面。随着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规模有望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奥巴马第二任期将是中美两国寻求“竞争性共存”之道的关键阶段。[1]
一、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再平衡
国家安全思维的重大变化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底色”，由此导致的美国对外战略再平衡也将成为未来四年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着力方向。从奥巴马连任后发表的国情咨文以及国务卿克里就任后在弗吉尼亚大学进行的“施政”演说看，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仍将注重恢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推动同盟伙伴体系的重构，重视国际机制建设和多边外交，重塑国际规则，从而确保美国能够维护全球主导地位。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新思维涵括了对“权力”、“安全”与“领导”这三大核心问题的再认识。首先，在一个权力日益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因此，权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善于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联系，善于在不同利益中寻求共同利益，善于在各种力量组合中占据中心位置，善于在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就会成为有权力的国家。[2]
与宣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的小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坦承美国实力的有限性，明确表示“我们努力的中心是复兴我们的经济，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个年轻世纪的重担不能只落在美国一国的肩上，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此外，奥巴马强调美国需要克制地运用权力，2009年他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时曾特意引用托马斯?杰弗逊在1815年所说的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增长，以使我们意识到，权力使用的越少就会越强大”。
其次，“安全相互依赖”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基石性思想。虽然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很多方面，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变暖等，但这些威胁都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安全相互依赖”不断上升的现实。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日益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独善其身，“安全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要求美国与他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展更加深入、更为制度化和多层面的安全合作。
第三，对于美国如何实现领导，奥巴马给出的答案是“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和“有道德的现实主义”。虽然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但“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创造条件让其他人站出来。此外，为了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订立新的契约，通过重塑和维护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重新获得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声望和实力。
从实践层面看，过去几年中，奥巴马政府力求从四个方面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再平衡”。一是大力恢复国内发展和对外战略的再平衡，积极纠正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减少财政赤字，改革移民政策，加大教育和基础设施投入，发展新能源等，力图重振国力，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打下坚实的国内基础。二是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外交手段、经济发展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再平衡，避免外交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注重动员“公民力量”，促进外交和发展的统筹配合。奥巴马承诺到2017年将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近年的4.6%降至2.9%。三是力图实现传统同盟关系与新伙伴关系之间的再平衡，既推动同盟体系的更新、扩展和“网络化”，也在“多伙伴世界”的旗号下，对新兴国家软硬兼施、亦拉亦压。四是注重解决近期国家安全威胁和确保未来战略优势之间的平衡。奥巴马政府2011年推出的新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加大了对“全球公域”的关注，提出要强化联合作战部队的“全谱”能力，构筑具备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力量”，发挥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促进者”、“赋能者”、“召集者”和“保证者”角色。
可以说，近年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极为突出地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思维。比如，着眼于“太平洋—印度洋”新两洋战略框架（原是“大西洋—太平洋”），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由“彀辐模式”转向“网状模式”，即大力提升盟国军事能力，扩展盟国之间的联系，使之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能够迅速、有效地单独或联合展开行动。再者，介入并力图主导亚太地区机制建设，针对中国实施“制度制衡”。特别是，利用气候变化、水资源安全等日益受到关注的议题，通过“小多边”机制发挥其主导或引导作用，如加大对“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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