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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关系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中美关系破天荒地实现了平稳过渡，奥巴马政府最初的对华政策以“务实接触”为主调，同时我们也看到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战略再保证”构想，甚至一时间还有一种声音，呼吁中美搞“两国集团”。但到了2010年，随着韩国“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的出现，东北亚地区迅即剑拔弩张，加之南海问题骤然升温，中美关系显著趋紧，美国对华政策向压制的一面回摆，两国摩擦斗争的一面上升。当时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的普遍“共识”是，中国把奥巴马政府的低姿态视为美国衰落的标志，中国任意扩展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对外政策已经决定性地转向“强硬”。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持的一场内部会议上，她甚而提出“为何中国有核心利益，而美国不能有核心利益”。
显然，“第三方”因素惹出的麻烦进一步搅乱了中美关系，《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就“整个南海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造出的“乌龙事件”加重了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国家实力逆势而升使美国方面对“权力转移”危险的认知变得更加真切。总之，虽然两国高层都具有朝着积极方向推进中美关系的共同战略愿景，但对于大多数观察人士来说，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深化了，战略对抗的趋势加剧了，战略互疑这一“死结”越发难以解开了。[6]
从2012年的美国大选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从过去主要从人权棱镜给中国挑刺变为从经贸和更广范围的竞争视角看中国，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与我们价值观不同”已经变为“中国在和我们争夺食物”，“中国跟我们不一样”已经变成“中国在赶超我们”。二是过去主要作为外交政策议题的“中国问题”如今被更多地当作美国国内政策问题来对待，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就业岗位的流失等与美国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和中国直接扯上了关系。三是过去如何应对中国多被用来衡量美国总统的强硬程度，如今中国成了“美国国家弱点的标尺”，奥巴马公然把中国称为“对手”，在他看来，这一对手不仅是在军事领域，而是在教育、经济、新能源开发等各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
但是，无论人们如何关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战略互疑，我们都不应忽视、低估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取得的显著成就。而且，没有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交往合作、对话协调实际上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中美之间已建立起90多条有官方背景的对话管道，这有助于加深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增大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可预见性。尤其是，两国高层交往的密切程度超出外界的想象，自中美建交到奥巴马执政前两国元首共会晤24次，而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过去三年间已进行了12次会晤。至于普通民众之间的交往也在迅速扩展。[7]
未来5—10年，中美要避免战略对抗并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进化”，逐渐适应一种既有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共存”状态。除了要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利益捆绑之外，还需要中美关系从四个方面力争实现突破。第一，为中美经贸关系培育新的“互补性”。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块压舱石已然有些松动，甚至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中美需要充分认识在经济上对彼此的依赖程度，不做“确保相互摧毁”之事。奥巴马政府曾通过增加对中国轮胎征税创造1200份工作，但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这种做法将导致美国消费者需额外支付的金额高达11亿美元。美方应切实履行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一系列对华承诺，不能只说好话，不做实事。中国也需要通过深化国内改革，为包括美商在内的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创造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特别是切实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二，为中美互动和竞争立规则。近年来，西方学者就全球化如何造成其经济竞争力下降进行了反思。他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造成损害的原因在于“边境调整机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洼地”效应，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通过国内政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国际规则的“管制”。[8]因此，美欧自贸协定等一系列西方国家主导的经贸协议的最大作用实际上并不在于降低关税，而是设定国际经贸标准，打造所谓“经济北约”。而美欧自贸协定等也会进一步促进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的谈判，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对美经贸关系方面陷入更大的不利处境。此外，美国力图牢牢掌控网络、太空、海上安全等领域的规则主导权，美方认为对这些公共领域的控制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之一，因此，中美在上述“全球公域”方面的互动迫切需要新的规则体系与合作机制。
第三，要寻找中美共通的核心价值。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理念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在两个国家，这些理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语境和不同侧重点上其实都受到重视、得以倡导，“中国梦”和“美国梦”应有其相近相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众的“幸福”已成为执政党奋斗的目标，而美国《独立宣言》所提出的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则是美国宪政的基石性理念之一。在实践层面，儒家所倡导的中庸和实干思想与美国的主流哲学——实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的“猫论”深受美国人的赞赏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和平、合作、发展可以成为中美相互珍视和践行的更高层面的价值。
第四，要探索中美共同的“全球秩序”愿景。近年，美国战略界讨论的一大问题是：中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全球秩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疑问，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将威胁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会破坏这一秩序的两大特征——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而实际上，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一再表明自己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应当看到，中美两国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着复杂、深刻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对对方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有些吃不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都有所上升，双方要在重新调适自我的基础上合力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能不能相互适应并向世界清楚表明它们将共同建设和维护“公正的、包容的、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引人关注。
（作者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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