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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已有成功经验，不妨一试
反方：脱离中国国情，不可造次
主持人：马老师担心“特赦”会闹得“鸡飞蛋打”——让清官心寒、让贪官心安。我很想知道，在以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有没有正反两方面都可供参考的实例？
李一浩：纵观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不乏以赦免贪官换取廉政进步的案例，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血缘的新加坡就是成功的典型。就拿我国的香港地区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警察贪腐成风，仅收受“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十亿港元。香港廉政公署设立之后，如果严格依法行事，香港将没有警察可用。于是，当时的香港总督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这种“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有效减少了改革阻力，使香港逐渐走上政治清明的轨道。
马龙斌：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特定的国情。虽然同为华语社会，但我们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情况不同，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即便是与香港地区相比，大陆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不可简单类比、盲目照搬。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思路的不同、道路的不同。
李一浩：从哲学的角度说，一个新观点是真理还是谬误，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所以，“有条件地特赦贪官”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应该让其到实践中试一试。反腐专家李永忠和吴思都提出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设想——“全国2800多个县，拿出1%即28个县来搞政改试验，一旦有成功的，复制拷贝就行了；即使失败了，也就1%，不会引发震动。”
马龙斌：我仍然坚持认为，官员以“退赃”换“赦免”的构想完全是基于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假定，一旦实施起来无异于“饮鸩止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反腐败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所有改革都必须能够增进治理的合法性和效果。制度建设参与者要坚守基本的规范，那就是腐败必须得到惩治。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离开了这些，所谓制度创新设计其实都是痴人说梦。”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法律是唯一的标准。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任何反腐败机关都不得对腐败官员法外开恩。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两位嘉宾的精彩讨论让我们认识到，反腐败问题关系到我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走向和路径选择，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理想和现实、战略和战术、眼前和长远的平衡当中，我们更能看到一项重大措施出台的艰难程度，进一步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促使广大读者深入思考、凝聚共识。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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