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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话题讨论到这里，两位老师交锋的关键点已经向更深层次的方向转变了，即“幸福是否能够量化”，这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技术难点。
正方：“幸福指数”量化有章可循
反方：测量“幸福指数”问题多多
徐 梅：目前，很多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困惑：主观的、易变的“幸福感”怎么能够用客观的、静态的数字计算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幸福感”研究的专业知识来解答：个体的微观的幸福标准固然不同，但人们对幸福一定会有一个共性的认知体系，而这个认知体系，就是“幸福感”指数计算的必要条件。
曹 伟：您说的这个认知体系有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吗？
徐 梅：现在，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幸福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如，2012年南京发布的“幸福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由百姓“幸福感”满意度的主观指标和城市建设的客观指标两大指标构成，其中包含了63项小指标，涉及教育、养老、就医、环保、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测量报告可以反映出在特定人群、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幸福的状态。可以说，“幸福指数”反映的是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从“幸福指数”入手研究“幸福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评价手段。
曹 伟：我手头有两份数据，衡量的是同一座城市、同一年度的“幸福指数”，但结果却迥然不同。第一份数据，是2012年7月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哈尔滨市以91.66的高分位居第七，可以说“幸福感”满满。第二份数据，是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2012年9月发布的“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排行榜”，哈尔滨却屈居第三十位，“幸福指数”明显偏低。看了这两组数据，不禁让我一头雾水，恐怕这对官员的政绩考评更是一次天壤之别的结论吧。这两组数据，更让我无法理解测量“幸福指数”对百姓“幸福感”的实际意义。根据这两个差别甚大的数据，请问，哈尔滨的百姓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徐 梅：“幸福感”指数排序之所以引发争议，一部分原因是各调查研究机构对于指标系统的选择和权重上存在着差异。比如，有的指标体系更偏重生活环境或公共建设，而有的则偏重于居民收入。指标系统的差异，势必导致统计结果的差异。这说明，由国家出台一部“幸福指数”标准至关重要，只有标准相同、内容相同，考核或测评的结果才具有可比性，才能够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
曹 伟：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通过五年的持续观察发现，“幸福指数”并不是可以像GDP一样长期保持线性增长的，而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上升，甚至从波峰慢慢下滑。正如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所说：“‘幸福指数’并不适合于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排序和比较，更不宜像关注GDP那样片面地强调‘幸福指数’的增长幅度以及不同地区所处位次的变化。”当下的考评体系固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应该立足于不断完善，别因为存在制度性缺陷就另起炉灶。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而实际工作中的探讨乃至争论仍将继续，这是好事。从刚才两位老师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幸福指数”与“幸福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我们讨论这一话题的目的，在于探索干部考评机制如何更加科学，从而引导政府和官员在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避免“幸福指数”做虚、跑偏，以便让一串串的“指数”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广大百姓离幸福生活越来越近，都能“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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