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依赖症”需综合调理
□ 蒋贞炎
“‘一把手’依赖症”作为职场综合征，是一种传播很广的“流行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亟待扭转的社会风气。
仔细观察分析，“‘一把手’依赖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动型依赖”，属于盲从，是下属的个人能力问题；二是“被动型依赖”，属于无奈，是下属的工作环境问题；三是“偏好型依赖”，属于习惯，是上级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无论根治哪种类型的“依赖症”，都需要内外结合、综合治理。
其一，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对“一把手”限权，彻底解决“一权独大”的问题。“一把手”适度集中权力，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由于目前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把手”往往成为“一霸手”，大事小情“一把抓”，拍板决策“一言堂”。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把手”的一句话、一个签字就是下属违规办事的“尚方宝剑”。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些办事人员告诉熟人：“去找‘一把手’，他批条就好使。”对于这种现象，下属漠然处之，无人敢于质疑。这样的特权展示潜移默化地强化了下属对“一把手”的畏惧和依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为医治“‘一把手’依赖症”、解决“一言堂”问题确定了体制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要回归到合理区域内，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不能再到处“伸手”。当“一把手”的权力在规章制度之外不再“好使”、走正常渠道也能办成事的时候，各方对“一把手”的依赖程度也势必减弱。
当然，若想让“三权”相互制约，相应的权力层就要下决心改变传统体制下一些地方和部门自定规则、自行其是、自我监督的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将“三权”分设。
据报道，为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自2010年以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在七个部门试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采购制度。目前，“副职分管、正职监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监督约束机制在该区初步形成。对于涉及人财物采购等方面的问题，实行党政“一把手”末位发言制度。首先由分管领导提出，班子成员依次发表意见，党政“一把手”最后发表结论性意见。同时，实行监督联席会议制度，由区纪委牵头，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人事、政法、财政、审计、计生等部门和人大、政协共同参加的监督联席会议，对党政“一把手”执行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制度情况进行汇总汇报，确保制度的实效性。
在“三权”分设的同时，还应从推行政务公开入手，让“一把手”的权力和行政行为同样在透明的环境下运行，在制度和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下属办事的依据是既定的规章制度，而不再是“一把手”的便条和口头指示。谁违规，谁将受到责任追究。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一把手”以言立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这里的“法”泛指各种规章制度。
其次，“一把手”要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主动放权，力避揽权。其实，“一把手”若真想把自己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并不难，只要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主动将自己身上的责、权、利向下层层分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千斤重担千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职权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助手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就可以大大缓解自身的工作压力。坦率地说，在目前的领导体制下，没有“绵羊”敢与“虎”争食，只有“一把手”主动分，下属才敢接。
在分责方面，“一把手”要敢于对下属问责、追责。对于在基层就可以解决、也应该解决的问题却一味推诿扯皮、层层上交的人，必须在经济上、职务上给予严厉惩治，令下属不得懈怠。不过，这需要大环境的配合。没有大环境的配合，“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式的改革难以推进，也走不多远。因为“一把手”遇到的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它是人与旧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矛盾。面对体制性问题，各单位“一把手”往往是有想法、没办法。
在分权方面，分给多大的责就应该分给多大的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把手”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气度，该下级管的要真放权，该下级办的要真放手，并给予下属特殊情况下的决断权。在现有体制中，下属们往往不是因无能而无为，而是因无权而无为。一旦授予其应有的权力，他们的潜能就会迸发出来，与“一把手”同心同德、共铸伟业。
在分利方面，“一把手”要舍得出手。下属不是扛活的劳工，所得不能低于付出。“一把手”不能把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用下属的业绩为自己的脸上涂金，出了问题却拿下属是问。要让下属切身感到跟这样的“一把手”干有奔头、有前途。
通过责权利相结合、奖罚分明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把下属内在的潜力挖掘出来，把内在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释放出来，形成“九牛爬坡，个个努力”的工作局面。这是“一把手”从繁忙中自我解脱、医治下属“‘一把手’依赖症”最有效的方法。
其三，各路“神仙”要转变观念、改进方法，努力为“一把手”松绑。“一把手”是一个单位的主要责任人，是一个单位的“纲”。按照“纲举目张”的原理，上级抓“纲”的工作方法没有问题，问题是条条块块都来抓这个唯一的“纲”，抓得太滥、太频。近些年来，“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一票否决”之类的工作模式盛行，逼得“一把手”一天几次“换装”、事事亲自登场，忙得顾此失彼。想想结果，都在抓也就等于都没抓。
“一把手”是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工作千头万绪。上级领导部门考核下面业绩时，不能只盯着“一把手”是否挂帅、是否出面、是否亲自这些表面化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实际内容，更加注重结果。只抓“一把手”，会把众人的积极性减少为一个人的积极性，使“一把手”成为下属头上遮风挡雨的“伞”。有了这把“伞”，下属悠然自得，怎能不依赖！
其四，要为敢于“面刺孤弊者”创造“言者无罪”的生态环境。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之所以当面不说、会上不说，是因为有后顾之忧；之所以背后“乱说”、会后“乱说”，是因为有不同观点。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下属中不乏真知灼见，而往往缺乏自身安全；不乏民主意识，而往往缺乏民主环境；不是没有可以脱颖而出的能人，而是能人没有脱颖而出的渠道。现在，有些人明知一些重大决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选择了闭嘴旁观，是因为说了以后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招来麻烦，索性“难得糊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现实职场生态环境，也是一些人的从政守则。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怎能不患上“‘一把手’依赖症”？
所以，要想让下属不再消极依赖“一把手”，而是敢说实情、敢讲真话、敢做主张，就必须把下属的言行与其个人的利害直接挂钩。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修订了《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办法》。这个办法的最大亮点就是在做出“分清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具体规定时，明确提出：“如果对错误决策曾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虽没被采纳，该名领导班子成员享受‘免责’待遇，不承担领导责任。”反对错误决策可免责，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调动各级干部不畏权、不唯上、只唯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但仅仅享受“免责”待遇，激励手段尚显乏力。在重大决策拍板之前，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观点，且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对的，这样的人才应该被上级组织部门列入后备干部，跟踪考核，当其他方面条件成熟时可优先提拔使用。同时，对领导班子成员也应实行动态管理，改变一朝为官、终身荣华的传统吏治模式，让那些一日三餐、无所用心，对也鼓掌、错也鼓掌的庸官尽快出局。
用人机制变了，职场环境变了，那些被动型的“‘一把手’依赖症”患者就会不治自愈，“一言堂”局面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刊载于2012年04月 党的生活，原文链接：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77702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