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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流动群体聚集在党的旗帜下
固始县委组建这个“流动党工委”，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一次“冒险探索”。虽然这个冒险探索后来被新闻界、学术界、党建工作者称之为“解放思想的重大实践”，但当初采取这个举动确实需要巨大勇气和决心。
固始是务工经商人员外出早、人数多、成效大的劳务经济大县。北京市的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饭店商铺处处活跃着固始人，五环、六环之间驻扎着若干个“固始村”。
曾被称作“盲流”的进城农民工，几乎每个人都有四处碰壁的经历、无处栖身的凄楚，承受过冷眼，被拖欠过工钱，有过被收容的经历，农民工似乎低人一等，属于“二等公民”。现任“流动党工委”副书记刘祥、党工委委员范中华回忆起露宿街头、在水泥管道里安家的生活，连说“往事不堪回首”。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沙粒一样渗透城市各个角落，既是现代城市的建设功臣，又是需要关爱、需要引导的“城市漂流者”。他们收获着财富与喜悦，却又时常举步维艰；他们远离家乡，却又难以融入城市；甚至心理上与城里人矛盾对立。
疏于管理，必然带来混乱。
农民工流动初期，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固始县流动人口多，问题也多。
固始县洪埠乡人乔某，1984年15岁时进京打工，靠着聪明和勤劳，经过多年打拼，成为家产百万的“破烂王”；1999年，他承包了一个小型钢铁冶炼厂，通过偷逃电费等手段牟取暴利，身价蹿至千万。一夜暴富的乔某由于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买豪车、购豪宅，并同时与三个女人姘居。2003年12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重婚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公章罪，判处乔某有期徒刑19年。此案轰动在京固始人。
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是放任自流还是正确引导，是不管不问还是划地为营？事关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幸福指数，事关城市和谐稳定的大局，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管理到位，农民工能为城市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管理缺位，他们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城市的包袱。
谈起组建农民工党工委，固始县委的领导同志说，不能不承认，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对这个新兴的特殊群体的领导是松散的、间接的、被动的。经过60多年的执政，党在城市和农村都有了很稳固的基层组织：城市居委会党组织和农村行政村党支部。可是，这些流动的人群靠谁领导、由谁管理？家乡党支部够不着、城市基层党组织管不着。特别是他们中的流动党员，一旦离开家乡，脱离了组织，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他们中一些人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不想表明自己是党员，有些人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先锋队战士。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时任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提出了在外出务工经商党员集中地建立党组织，实施“金桥工程”。这一工程迅速在信阳市各区县在外务工集中地得到实施，固始县在京农民工党支部从第一批8个逐渐发展到今天的29个。2008年，固始县委尝试在党建上迈出新步伐，经请示中共信阳市委组织部同意，成立了“中共固始县委驻北京工作委员会”，租用了固始籍民营企业家的商务会所，堂堂正正地挂出牌子。
据了解，不是在一个企业中，而是在全体流动人员、流动党员中组建“流动党工委”，这在全国为数不多。固始县“流动党工委”的建立，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29个支部相当于29个流动的战斗堡垒，29个农民工服务处、29个城乡之间的联络站，党员和老乡们有了组织、有了依靠，广泛的流动有了相对的稳定，弱势群体有了坚强靠山。
长期在京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肖海龙，2011年7月1日被“流动党工委”批准入党，他说：“在离开家乡的十八年里，我就像一个孤独的拓荒者，一直在陌生的大都市里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精神上、思想上也像水上浮萍一样，漂泊无依。虽然在教育战线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孤独感和漂泊感一点也没有减轻，心中对党的向往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当听说家乡县委在北京创建了党工委，并有许多在京创业的优秀老乡入党的消息后，就像饥饿已久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样，我那漂泊已久的心灵霎时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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