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嚴三實”的內涵和意義

領導干部要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這些要求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則，也是黨員、干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

“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在參加全國人大安徽代表團審議時對領導干部的新要求。我們現在簡稱為“三嚴三實”。

此后，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重申“三嚴三實”的要求：例如，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2014年10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時﹔2015年1月21日視察駐昆明部隊和2015年2月16日視察駐西安部隊時，都強調了對各級領導干部踐行“三嚴三實”要求。

中央決定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延展深化，是深入推進黨的思想政治建設和作風建設的重要舉措，是使領導干部隊伍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的重要保障。

這裡，就“三嚴三實”的深刻內涵和重要意義，談談我的學習體會和思考。

一、重要意義

我一再強調，領導干部要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這些要求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則，也是黨員、干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

——習近平

“三嚴三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簡要說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修身做人的重要指導

我們領導干部，首先是人﹔要做好領導干部，首先要做好人﹔要做好人就要修身。修身，就是修養身心，做到擇善而從，博學於文，並約之以禮。“三嚴三實”為領導干部修身做人提供了重要指導。

(二）用權律己的基本遵循

領導干部的工作是用權，責任是用好權。要用好權，就要“嚴以用權”，例如，不能隨心所欲，不能忘乎所以。要嚴以用權，就要嚴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讓不良心態影響用權。“三嚴三實”是領導干部用權律己的基本遵循。

（三）干事創業的行為准則

領導干部必須謀事做事、干事創業。如何謀事創業呢？就要把“三嚴三實”作為行為准則。“三嚴三實”要求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則，也是黨員、干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對“三嚴三實”的重要意義，我們要深入發掘，深刻領會。

二、嚴以修身

嚴以修身，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

——習近平

領導干部，老百姓通常稱作官。官是什麼？從本質上說，官是責任。一個人從一般社會成員變成官，就意味著多了一份責任。

履行責任就要做事。做事是履行責任的過程，是履行責任的表現，也是履行責任的結果。做官不做事，等於白做官，等於枉做官。

要做好官，做好事，就要做好人﹔做人不過關，做官、做事也做不好。

在做官做事做人三者關系中，做官是手段，做事是目的，做人是基礎。要打好做人這個基礎，就要嚴以修身。修身，就是修養身性、修養身心，或修身養性。對領導干部的修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不同於常人修身的特別要求。其中，我們要著重領會這樣三句話：

(一）加強黨性修養

黨性，是一個政黨所固有的本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我們黨的性質以及它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區別於其他政黨的特點，就是我們黨的黨性，也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應具有的黨性。

黨性是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是通過刻苦學習改造逐步樹立的。所以，每個黨員干部要自覺加強黨性修養。黨性修養也稱黨性鍛煉，是黨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是共產黨的本質屬性在黨員個人身上的內化。黨性修養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政治修養、思想道德修養、業務修養等。黨性修養，最根本的是自覺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為人民服務內化為自己的靈魂，作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黨員領導干部要永遠堅持講黨性。

(二）堅定理想信念

我們黨歷來重視理想信念教育。理想，就是願望、向往、志向、目標等﹔信念，就是堅定不移的看法、觀念、思想等。任何人都要有理想信念。

首先，理想信念是一種精神追求。精神追求也就是人生追求、行動追求。理想信念，給人樹立起一個人生目標，就是“我這個人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做成什麼事”的人生目標。

其次，理想信念是一種精神動力。比如年輕干部確定了一定要做優秀的公務員的理想，渾身就會有使不完的勁，努力學習和工作﹔理想信念就是無窮無盡的驅動力量。

再次，理想信念是一種精神支柱。理想信念使我們黨領導的軍隊和人民，從1921年開始，克服艱難險阻，經受了各種惡劣嚴峻的考驗，走向勝利，走向輝煌。我在井岡山、延安學習時，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我把我的感受寫成了兩首詩，一首是《井岡山星火》：遠景如痴夢，烏雲蔽日穹。先驅懷信念，星火九州紅。一首是《黨在延安十三年》：向有凡夫忌十三，她憑寶塔轉危安。艱辛歲月輝煌史，理想神奇破萬難。

理想與信念常常是分不開的。理想的形成總有信念作為基礎，並體現這個信念。認同和追求一種理想，本身就是一種堅定的信念。

我們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黨的堅定信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的理想信念。一個領導干部有了這樣的理想信念，無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會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和神聖感。

事實証明，凡是成功的、做出重大貢獻的人，都是有理想信念的人。失去理想信念，就等於人生方向迷失，精神支柱坍塌，就會萎靡不振，工作消極應付，有的甚至守不住黨紀國法的底線，走向腐敗墮落。很多腐敗墮落的領導干部的反省，真切地告訴我們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堅定理想信念，就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信真學真懂真用，真正做到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創業。真信是前提，不信就沒有真學真懂真用可言。關鍵是真學﹔不學，哪來的真懂真用？最終也不可能有真信。真用是歸屬，真信真學真懂最終是為了用以指導實踐。

(三）提升道德境界

道德境界，是指道德覺悟和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形成的道德狀態。如“大公無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顧”“自私自利”，就是不同的道德境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孔子故裡山東，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隻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在這種追求中，領導干部應當始終站在前頭。

道德境界越高，遠離低級趣味、抵制歪風邪氣的自覺性就越高、能力就越強。領導干部一定要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

三、嚴以用權

“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

——習近平

領導工作，如果簡單地說，就是掌權用權。

用權和開車有共通之處：一個人要想開車，一要掌握駕駛技術，二要懂得交通規則，缺一要出問題。同樣，一個領導干部要想用好權，一要提高用權本領，二要學會用權規則。缺一不可，就會出問題。因此，一定要重視用權問題。

（一）用心解決好“用權”問題

用權問題，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一是為誰用權，比如，是為老百姓用權呢，還是為一己之私用權﹔二是如何用權，比如，是全心全意還是三心二意，是公開透明還是暗箱操作，是按規矩按制度還是隨心所欲等等﹔三是怎樣安全用權，這是用權的可持續性問題。

這三個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有時候它們簡直就是一個問題。比如，為誰用權沒有解決好，用權就很不安全了。因此，為誰用權是用權的根本性問題。

（二）“權為民所用”是最核心的要求

領導干部應當為誰用權呢？當然是為民用權。領導干部是一個為民的稱謂﹔對領導干部來說，為民是職業，不是境界﹔為民是盡責任，不是做好事。

說為民是職業，是強調為民是領導干部的職業要求，是領導干部的工作職責。正如教師的職業是教書，醫生的職業是治病，司機的職業是開車一樣，領導干部的職業就是為民。從我們進入公務員隊伍那一天起，特別是從我們當上領導干部那一天起，實際上意味著，我們願意以為民作為自己的職業了。

把為民當作職業來看，為民就成為領導干部非做不可的事情了。試想，身為教師不想上課行嗎？身為醫生不想看病行嗎？身為司機不想開車行嗎？絕對不行！同樣道理，身為領導干部，怎麼可以不去為民呢？不想為民，不可理喻。權力只是為民的工具或手段。

（三）用權不謀一己之私

用權謀私，首先是不道德。領導干部干的是為群眾的活，用的是為群眾的權，吃的是群眾給的飯，就應當為民謀利。領導干部最嚴重的不道德行為，就是用權謀私。

用權謀私，其次是不合法。法律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官員權為民用，刑法對用權謀私有嚴厲的懲罰規定。官員最要警惕的不合法行為，就是用權謀私。

用權謀私，最后是不安全。每謀一私，等於給自己增加了一份危險﹔嚴重謀私，隻謀一次，就會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官員最傷害自己的行為，就是用權謀私。

（四）依法依規依制度用權

特別是把用權納入法治化軌道，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對老百姓，法無禁止即可為。

法無授權不可為。必須依照權力清單行使權力，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

法定職責必須為。凡是擁有的法定職責必須勇於負責、敢於擔當，不折不扣地履行。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行政不作為的違法性具有侵權性，是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侵犯，在有些時候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法無禁止即可為。隻要法律沒有禁止，公民就可以去做而不違法犯法，我們就應當予以尊重。凡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就是高壓線，任何人都不能碰。負面清單，即屬於明令禁止，企業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實際上是對公民的負面清單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