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為什麼能成為中國經驗

“楓橋經驗”是與時俱進的經驗

“楓橋經驗”的形成和推廣，最初是為了消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某些惡果。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內涵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楓橋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繼承和發揮發動和依靠群眾的優勢，著眼於專群結合、群防群治，預防化解矛盾，維護社會治安，成為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型。

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迅速推進，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社會問題不斷凸顯，社會管理日趨繁重。面對新形勢新任務，2003年紹興市委會同省公安廳、諸暨市深入楓橋蹲點調研，又總結出五個推進，五個最大限度的工作經驗，即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最大限度地暢通社情民意渠道﹔推進預防化解矛盾工作機制創新，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就地﹔推進管理理念轉變，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最大限度地實現服務陣地前移。從而使新世紀的“楓橋經驗”進一步突出了“社會管理重在治本”的戰略思想。第二年，“楓橋經驗”又融入建設平安浙江的戰略布局，為浙江走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列作出了新貢獻。

近年來，浙江又結合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任務，發展出“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寓管理於服務的精細化的新機制。不斷研究和解決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使“楓橋經驗”始終具有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