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性格與“最美”之花
楊建華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
“最美”之花集中綻放的背后，是怎樣的土壤在滋養？這是人們近來一直在追問的一個問題。我以為，最美之花集中綻放是杭州地域文化生態與市民文化性格的集中體現。
文化生態是為社會成員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區域現實人文狀況的反映。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決定的人類群體或個體的心理特征。簡單地說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指的是某一塊地域﹔“水土”包括地理位置、物候環境﹔“一方人”則是長期生活在這一地域的人。一個地域人的文化積澱、思想觀念、精神風貌、道德品位及自然生存環境等諸多因素的積澱是鍛造區域居民性格的模子。
歷史地域土壤。杭州是大海與江河的交匯處、山與水的融匯地。錢穆先生曾說過，“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杭州人歷史地域與文化性格在很多古籍中有記載：《國語·越語》說，越人“柔而不屈，強而不剛”﹔越王勾踐說，“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漢書·地理志》說，“吳越之君皆好勇”……
歷史文化土壤。杭州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及其人文精神的支撐。早期文明時的良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融，春秋戰國時代的吳文化與越文化的融合，唐宋時期的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異同，魏晉唐宋江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雜糅，明清浙西文化與浙東文化的融合，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匯。杭州又是資本主義萌芽滋生地和西學東漸的重要傳播區。
由此積澱形成的杭州人文化性格呈現出一種“二律背合”的形態：山水坊巷文化中的性格熔鑄：南北兼容、剛柔相濟﹔吳方言中的孤島：杭州人南北雜糅的語音。閑逸與進取交融，浪漫與平實交融，惠柔與耿介交融，精致與大氣交融。休閑與創業並舉，文化與經濟齊飛，愛鄉與包容兼顧，內生與開放互補，功利與道義並重，個體與社群共榮。
最美之花綻放凸顯市民文化性格的三種特質。
首先是人類性。當人們充分發揮內心的善，就會以自身微薄之力，為社會做力所能及的善事，形成內心善的自覺。這就是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也是杭州最美之花綻放的活水之源。
其次是民族性。中華民族“仁”的文化基礎，也是“最美現象”涌現的土壤之一。《周易·系辭》中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也是這樣一種民族性。
第三是時代性。近幾年，社會加大了對真善美的褒獎與彰顯。對平凡人的善跡，更是大力度地表彰。這對全民的道德起到了引領作用，呼喚出了平民生活中向善的力量，使之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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