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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產物。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最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他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一貫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做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因時因地改變斗爭策略。比如葛蘭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問題提出政治戰術的運用在東西方是不同的。無產階級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不能採用俄國革命所用的“運動戰”，而隻能採取 “陣地戰”，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去奪取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這樣才能最終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本土化和民族化進程中形成的兩種理論形態，盡管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極為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第一，理論內容不同。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導中國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四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四大理論成果從整體上探索並回答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而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卻顯得含混不清，繁復龐雜，在其眾多的理論中很難歸納出一條相對清晰、前后一致並能夠囊括眾多流派的鮮明主題。
第二，表現形態不同。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元化的表現形態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含的四大理論，在其形態上是前后相承的關系，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和規律性。與之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卻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或思潮，而是一個包括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傾向和流派的混合體，因而在其表現形態上呈現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現了諸如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眾多流派。
第三，理論特質不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它來源於實踐，高於實踐，最后又反作用於實踐，並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具有實踐性、建設性和科學性。而植根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由於它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革命低潮的產物”，它不可能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被幸運地付諸實踐。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建設性和科學性相比，其理論特質則更多的帶有思辨性（或哲學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同。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以及試圖在馬克思主義中引入“非馬克思主義元素”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一個顯著的特點。也因此，約瑟夫•費米亞就明確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決、堅定和忠誠方面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如今，激進思想家們似乎對發展‘別的什麼東西’更感興趣，卻對於一個走下神壇的偉大思想家僅僅致以禮節性的敬意。”[6]可見，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也提出了質疑。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也一直為國內理論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卻予以突出的重視。比如，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7]“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8]在此，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誠如約瑟夫•費米亞所言，如果革命理論的目的在於改變社會，那西方馬克思主義必然被評判為失敗的理論。然而，作為一種五花八門的理論體系，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有一些“可以引以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來仍不乏其價值和意義。
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有些人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稱作為“經院式的”或“哲學化的”馬克思主義，但是，同當代其他一些哲學流派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生活卻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從他們所關注的一些理論問題來看，他們並沒有回避現實的挑戰”，“在他們那深奧難懂的語言中負載著大量關於急劇變化的當代世界的信息”，“也傾注了他們對人類命運的關心”。[9]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變化和新情況，揭露其新矛盾和新問題，形成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他們的資本主義理論尤其是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的深刻認識和剖析，為我們全面認識和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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