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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已有成功經驗，不妨一試
反方：脫離中國國情，不可造次
主持人：馬老師擔心“特赦”會鬧得“雞飛蛋打”——讓清官心寒、讓貪官心安。我很想知道，在以往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司法實踐中，有沒有正反兩方面都可供參考的實例？
李一浩：縱觀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實踐，不乏以赦免貪官換取廉政進步的案例，與我們具有相同文化血緣的新加坡就是成功的典型。就拿我國的香港地區來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警察貪腐成風，僅收受“黃賭毒”的賄賂每年就達十億港元。香港廉政公署設立之后，如果嚴格依法行事，香港將沒有警察可用。於是，當時的香港總督發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審問、正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這種“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有效減少了改革阻力，使香港逐漸走上政治清明的軌道。
馬龍斌：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特定的國情。雖然同為華語社會，但我們與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的情況不同，不知要復雜多少倍﹔即便是與香港地區相比，大陸的情況也要復雜得多，不可簡單類比、盲目照搬。社會制度的巨大差異決定了思路的不同、道路的不同。
李一浩：從哲學的角度說，一個新觀點是真理還是謬誤，隻能由實踐來檢驗。所以，“有條件地特赦貪官”行得通還是行不通，應該讓其到實踐中試一試。反腐專家李永忠和吳思都提出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的設想——“全國2800多個縣，拿出1%即28個縣來搞政改試驗，一旦有成功的，復制拷貝就行了﹔即使失敗了，也就1%，不會引發震動。”
馬龍斌：我仍然堅持認為，官員以“退贓”換“赦免”的構想完全是基於一個沒有得到証實的假定，一旦實施起來無異於“飲鴆止渴”。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反腐敗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所有改革都必須能夠增進治理的合法性和效果。制度建設參與者要堅守基本的規范，那就是腐敗必須得到懲治。與此同時，必須通過制度建設得到更多民眾的認可。離開了這些，所謂制度創新設計其實都是痴人說夢。”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在反腐敗的問題上，法律是唯一的標准。在法律沒有修改之前，任何反腐敗機關都不得對腐敗官員法外開恩。
主持人：由於時間的關系，我們的討論就到這裡。兩位嘉賓的精彩討論讓我們認識到，反腐敗問題關系到我國政治體制的未來走向和路徑選擇，絕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在理想和現實、戰略和戰術、眼前和長遠的平衡當中，我們更能看到一項重大措施出台的艱難程度，進一步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能促使廣大讀者深入思考、凝聚共識。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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