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話題討論到這裡，兩位老師交鋒的關鍵點已經向更深層次的方向轉變了，即“幸福是否能夠量化”，這也是最具爭議的一個技術難點。
正方：“幸福指數”量化有章可循
反方：測量“幸福指數”問題多多
徐 梅：目前，很多人的心裡都有這樣的困惑：主觀的、易變的“幸福感”怎麼能夠用客觀的、靜態的數字計算呢？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用“幸福感”研究的專業知識來解答：個體的微觀的幸福標准固然不同，但人們對幸福一定會有一個共性的認知體系，而這個認知體系，就是“幸福感”指數計算的必要條件。
曹 偉：您說的這個認知體系有一個固定的衡量標准嗎？
徐 梅：現在，很多城市都發布了“幸福指數”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比如，2012年南京發布的“幸福都市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由百姓“幸福感”滿意度的主觀指標和城市建設的客觀指標兩大指標構成，其中包含了63項小指標，涉及教育、養老、就醫、環保、食品安全等諸多方面，測量報告可以反映出在特定人群、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幸福的狀態。可以說，“幸福指數”反映的是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變化程度，從“幸福指數”入手研究“幸福感”，不失為一種比較現實的評價手段。
曹 偉：我手頭有兩份數據，衡量的是同一座城市、同一年度的“幸福指數”，但結果卻迥然不同。第一份數據，是2012年7月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發布的“2012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哈爾濱市以91.66的高分位居第七，可以說“幸福感”滿滿。第二份數據，是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在2012年9月發布的“中國城市幸福指數排行榜”，哈爾濱卻屈居第三十位，“幸福指數”明顯偏低。看了這兩組數據，不禁讓我一頭霧水，恐怕這對官員的政績考評更是一次天壤之別的結論吧。這兩組數據，更讓我無法理解測量“幸福指數”對百姓“幸福感”的實際意義。根據這兩個差別甚大的數據，請問，哈爾濱的百姓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呢？
徐 梅：“幸福感”指數排序之所以引發爭議，一部分原因是各調查研究機構對於指標系統的選擇和權重上存在著差異。比如，有的指標體系更偏重生活環境或公共建設，而有的則偏重於居民收入。指標系統的差異，勢必導致統計結果的差異。這說明，由國家出台一部“幸福指數”標准至關重要，隻有標准相同、內容相同，考核或測評的結果才具有可比性，才能夠成為政府決策的科學依據。
曹 偉：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東方周刊》通過五年的持續觀察發現，“幸福指數”並不是可以像GDP一樣長期保持線性增長的，而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上升，甚至從波峰慢慢下滑。正如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林賢郁所說：“‘幸福指數’並不適合於對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排序和比較，更不宜像關注GDP那樣片面地強調‘幸福指數’的增長幅度以及不同地區所處位次的變化。”當下的考評體系固然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我們應該立足於不斷完善，別因為存在制度性缺陷就另起爐灶。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系，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到這裡，而實際工作中的探討乃至爭論仍將繼續，這是好事。從剛才兩位老師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幸福指數”與“幸福感”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我們討論這一話題的目的，在於探索干部考評機制如何更加科學，從而引導政府和官員在民生問題上下功夫，更好地解決廣大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避免“幸福指數”做虛、跑偏，以便讓一串串的“指數”轉化為百姓實實在在的“幸福感”。祝願在新的一年裡，廣大百姓離幸福生活越來越近，都能“快樂工作、幸福生活”。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