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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徐老師認為，提高整體的“幸福指數”可以直接影響到百姓的“幸福感”。而曹老師則認為，“幸福指數”並不能准確描述老百姓的“幸福感”。那麼，“幸福指數”和“幸福感”究竟是什麼關系？官員又該把“幸福指數”擺在怎樣的位置？
正方：幸福指數能“診斷”政府施政成效如何
反方：幸福感覺與“政績”之間並非因果關系
徐 梅：前不久，我看過《瞭望》新聞周刊上一篇題為《“幸福”，如何成為施政關鍵詞》的文章，今天我把它帶來了。其中一段話能准確地表達我的觀點，我念一下——“數以萬計的調查結果証明，幸福感並非難以捉摸。一個城市的執政者可以通過很多抓手改變一個城市的‘幸福環境’，調配一個城市的‘幸福底色’：比如，盡可能地出台各方面政策措施推動經濟發展，並使廣大民眾在改革與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比如，出台各種政策措施保護好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縮小各類差距，最大限度地降低在跨越式發展中部分民眾可能產生的失衡感。”盡管“幸福感”是單個人的主觀感受，政府不太可能單方面決定公眾的幸福程度，但是，政府能夠在創造包括民生、政治、文化、生態等因素在內的公共環境建設上大有作為，從而影響公眾的幸福感知，這是毋庸置疑的。倒推之，“幸福指數”也可以用來“診斷”政府的施政成效。
曹 偉：前些日子，中央電視台開展過一次“你幸福嗎”的隨機抽樣調查，被採訪者對幸福的理解可謂五花八門。窮人說，有錢就是幸福﹔富人說，有閑就是幸福﹔農民說，豐收就是幸福﹔病人說，活著就是幸福。據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的二十年中，人們的財富增加了幾倍，而“幸福感”卻沒有呈倍數增長。可見幸福與收入之間並不一定成正比。國外有研究表明：人從18歲開始，“幸福指數”下降﹔到40歲至50歲時，“幸福指數”下降到最低點﹔在50歲到80歲之間，“幸福指數”逐漸上升﹔到了80歲時，“幸福指數”是最高的，而且比18歲時還高。這說明，“幸福”是個充滿變化的概念，如果把“幸福指數”當作考核對官員政績的參照標准，未必科學，也很難准確。
徐 梅：“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顯示，居民對社會治安、交通條件改善等方面滿意度的總體評價越高，“幸福指數”往往越高﹔反之亦然。這也說明，“幸福指數”與民生工程密切相關。《中國青年報》曾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展開調查，在2633個被調查者中，有95.7%的受訪者覺得民眾的“幸福指數”與當地政府的作為有關系，其中68.7%的人認為“有很大關系”。這又說明，“幸福指數”的意義就在於“診斷”，幫助政府發現在政策制定、施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找到不同訴求和期望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的民生問題。
曹 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幸福感是個人的主觀感受。如果一個農村人感覺比城裡人幸福，就能說明基層政府比大城市政府做得更好嗎？”我非常贊同楊先生的說法——幸福不幸福，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無論一個城市的“幸福指數”有多高，總會有感覺不幸福的人。比方說：一個生活窘迫的人中了百萬大獎，他一定感覺很幸福﹔一個億萬富翁正在與妻子鬧離婚，如果你問他幸福嗎？他一定會回答“不幸福”。所以說，個人“幸福感”與“幸福指數”的落差來自於個體與主體的點與面的差異，既然“幸福感”無法量化，“幸福指數”也很難准確反映老百姓的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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