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彪炳长征史册

时光似流水，逝者如斯夫。80年前，红军长征走到生死抉择的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半个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的春节刚过，扎西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李德交出了军事指挥权，博古交出了中央领导权，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开始确立。

扎西会议彪炳史册，但由于长征途中战斗残酷等种种原因，留下可供研究的史料不多，以往在党史上只是时有一笔。80年后的今天，蓦然回眸，感慨万千，我们透过战火硝烟隐约看到，历史的长河在关节点上转折，巨浪之下总会有一个又一个砥柱中流，我们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理应作出新的评估。

大背景：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

前不久，为了把扎西会议研究明白，我先后两次到贵州遵义市和云南威信县寻访考察，沿着当年的路线重走长征路，从遵义会议旧址到红军山，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到云南威信的花房子，从“鸡鸣三省”的水田寨到扎西镇的江西会馆，一路考察一路思考，回来后查阅了大量资料，把扎西会议的历史脉络细细梳理了一番。在寻访考察中我看到红军长征的大部分旧址基本保持了原貌，历史真实感历历在目。

我之所以这样较真，主要是因为遵义会议是扎西会议的源头，只有把这个源头研究清楚了，扎西会议的特有价值才能水落石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扎西会议又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不把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搞清楚，遵义会议精神恐怕也是不太完整的。回避遵义会议，何论红色扎西？忽视红色扎西，也难以说清遵义会议吧？

时间回到81年前的那个秋天，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不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内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湘江的五昼夜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惨烈至极。几十年过去，那里的老百姓还流传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民谣。湘江之战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掌握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意图，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设下一举歼灭红军的包围圈。面对危局，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军和错误指挥。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央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严肃审视和果断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依据现有史料分析概括，湘江战役惨败之后，红军在行军打仗及短暂休整的路上，中央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先后召开了七次重要会议。我的理解，这七次会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体系，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环环相扣的。不仅如此，统称的扎西会议也不只是一个会议，它是由几次会议组成的系列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的通道就军事行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一定要打到湘西去。

（二）黎平会议。6天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之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战略方向虽有所调整，但未能解决实质问题。

（三）猴场会议。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上述三个会议急迫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转兵贵州免受重围之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遵义。

（四）遵义会议。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问题。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洛甫）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发言，尖锐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

在那个寒气袭人、大雪纷飞的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总体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要知道，纠正极端严重的错误，实现重大战略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还是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败仗。这一仗使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在军事上、组织上、领导权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于是才有了在威信县水田寨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交接。

（六）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在云南威信的扎西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把“鸡鸣三省”等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本文主要沿用这个说法；但涉及七个会议的梳理，为了使其条理更清晰，此处我把两者还是区分开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七）苟坝会议。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二渡、三渡、四渡赤水，3月中旬在贵州的苟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中央授予他们军事全权，统一指挥作战，周恩来为团长。

这七个会议召开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具体顺序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给遵义会议作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又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

聚焦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在哪里

“鸡鸣三省”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川滇黔三省起码争议了40年，至今仍在争论之中。这里我引用周恩来、毛泽东的两段论述，把有关历史的线索作个简要回顾。虽然这两段论述都是非常权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史目前还没有对“鸡鸣三省”的地点作出具体的认定。

1971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回忆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回忆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他记得在叫作“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换下了博古，洛甫做了总负责人，没有说是否开会或开了什么会。

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也有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内容：“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62年5月亲笔写的，记忆中恐有不十分准确的地方，但“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这句话特别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军阀割据的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四川境内不大可能遇到滇军的“强大阻力”，当时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亦未实现军阀跨省调遣，那么在“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鸡鸣三省”的会议大概就很可能召开在云南境内了。

后来一些关于博古交权给张闻天的记载，也多沿用了在“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的说法。正是由于有这个说法，川滇黔三省先后出现了三个称为“鸡鸣三省”的庄子，三个省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专家都坚持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本省召开的，各有各的道理和依据。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这个历史谜团，本人多多少少有些发言权。云南扎西水田寨的“鸡鸣三省”我去过三次，四川叙永石厢子的“鸡鸣三省”我也去考察过，贵州毕节林口的“鸡鸣三省”我沿着赤水河徒步考察，因赤水河及渭河的悬崖峭壁阻隔，远远望去没有进到庄子里。

据我的综合分析，中央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县）“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开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主要的依据是对当时电文、日记、亲历者回忆的史料。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到底在哪里开的，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

让我们把视野再转回80年前的扎西。1935年2月5日，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中央红军上午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出发，深夜进入云南扎西的水田寨。从2月5日到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的花房子、石坎的庄子上、大河滩的院子以及扎西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至此，统称的扎西会议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了遵义会议精神。

从这个系列会议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开会的特点正如前面说到的，边行军边开会，边打仗边开会，既有集中时间连续开几天会的情况，也有利用打仗间隙或行军休整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开会的情况，还有一些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的情况。具体来说，关于存在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在深夜开的一次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重点解决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中央领导权交接问题。

对此，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清楚地写道：“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由此肯定，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博洛交权”就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完成。正由于有了“鸡鸣三省”会议实质性的交权，才有了后来紧锣密鼓的几次会议，进而延续、拓展和完成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使命。

我想特别指出，这份调查报告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那就是“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我的研判是，“鸡鸣三省”会议很可能只有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央政治局分工，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说别的事情。据此推论，“鸡鸣三省”会议的时间并不长，那时“博洛交权”已属瓜熟蒂落，不需要召开整天的会议讨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