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彪炳长征史册【2】

新视角：扎西会议实现三大转折的里程碑意义

回顾历史，我们要跳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即不要以为开了某次会议就能够彻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会议只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标志，会议之后往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尤其如此。坦率地说，我们党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经历了反复求索、困苦卓绝的实践过程。漫漫长征路上，“里程碑”肯定不止一个两个。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红军一夜之间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了吗？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土城战役的失利，就会清楚历史真相比历史结论教给我们的东西更多。打土城战役，当时求胜心很切，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真正实现了红军军事上的战略转移。

军史剖析土城战役失利的原因，均归结为由于情报不准而误导战役决策，其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一是红军截获敌人的电报，不知何故把“旅”翻译成了“团”。敌军当时的编制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显然这是重大的错误。二是在川敌行动情况通报中，红军又将川军的“郭部”误判成“廖部”。也是一字之差，把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当成了不堪一击的“软柿子”。两个细节的错误，决定了土城战役打败仗在所难免。

我觉得，重新深化认识扎西会议的里程碑意义，还要对遵义会议的未尽事项做个分析评估，才能把扎西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看得更透彻。

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了如下决定事项：“（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传达提纲最后一个自然段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这是一种记述式、完成时的写法，说明遵义会议后，长征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对政治局常委分工又有一个决定，而且是立即落实了的决定。

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中间经过20余天，而且打了土城战役这场恶仗。此前，由于被敌人追赶夹击，遵义会议决定的事项是陆续完成和实现的。一是会议未能形成书面的决议，二是会议精神未能及时传达贯彻，三是会议定下来的事项未能立即落实。我对决议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议，有两项是后来在扎西会议实现的，即“形成遵义会议决议”和“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具体来说，从2月5日到2月9日，在云南扎西召开的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我对两个会议历史地位的界定是，遵义会议作出了重大转折的总体部署，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扎西会议全面具体实现了三大转折，这就是扎西会议里程碑意义所在。

第一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洋教条”到“自主实践”的转折。扎西会议之前，中央及红军的重大决策部署，往往都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办事，自主实践空间很小，稍有与共产国际指示相悖的事情，就会受到严厉指责。扎西会议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第二大转折，在领导体制上，实现了从“个人专断”到“民主决策”的转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的种种挫折，都与个人专断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有些回忆所说，就连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李德说了算。扎西会议结束了李德和博古的个人专断。

第三大转折，在军事行动上，实现了从“硬碰硬”到“灵活机动”的转折。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就被德国人和苏联人设计的堡垒战困扰着，不放弃一寸土地，鸡蛋撞石头，结局可想而知。扎西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日臻成熟，中央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和敌人硬碰硬。

我对扎西会议全面具体实现“三大转折”的概括，可能立意不高，涵义不深，提炼不精。200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印发的《红军长征基本史实和重要提法》，实际上是给扎西会议定性：“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客观的，也是比较慎重的。至于“鸡鸣三省”会议到底开在哪个省？我们只要把它作为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史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在长征途经的14个省中相对比较，云南可称得上是红军实现转折走向胜利的一片热土和一块福地。红军在云南境内打的都是胜仗，筹粮筹款丰厚，扩大红军四五千人，后来巧渡金沙江也没有多大的伤亡，还得到了十分急需的军用地图，这也许是中央红军与云南各族人民的特有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