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看到了美国医药企业的气派，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的精良，但最触动他的，是摩天大楼下的贫民区，是霓虹灯背后的贫富不均。
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他正年富力强，两个儿子世领、世会也有才干，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人脉本事足以轻松致富，甚至有人预言会成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却说：“个人富了，大多数人还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集体搞好了，群众富了，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他多年养成习惯，每夜入睡前，都要对全村300多户“过电影”。刘庄村民说：“在咱村，是集体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谁家日子不能过了，老史都过去拉一把。特别是对困难户，格外看得重，恐怕他们过不好。”
他最牵挂的是病人、老人、孤儿寡母、残疾人，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这些可怜人，平时谁理？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他们在刘庄有福了。”
记者采访36岁的余荣海，他单门独姓，父亲早亡，爷爷余得洋是哑巴，母亲韩玉琴有些痴呆。他说，俺家如果不在刘庄，早就散了。从小他就看到，老书记逢年过节来慰问，又派妇女干部帮忙做家务，集体新村他家最先入住，还添置了冰箱、彩电、缝纫机。他高中毕业后，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药厂微机室上班……老史有次路遇韩玉琴，下车问她去哪儿，她连个招呼也不会打，直愣愣说回娘家八柳树村。上下打量她，脚穿新皮棉鞋，身披波司登大衣，打开提包看看，是村干部帮她准备的烧鸡、鲜肉和糕点，老史满意地笑了。哑巴余得洋热心为村邻做好事，孙子结婚时，老史来喝喜酒，还提起早年在梨树园的趣事，他可有面子了。他只要一比划举大喇叭，孙子就知道他又遇见老史了，他还比划老史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有一天孙子告诉他，老书记去世了，80多岁的他跌跌撞撞拉着孙子往史家跑。出殡那天，他站在家门口朝灵车不舍地摆手，泪流无声……
采访杨丽时，她刚当上药厂职工食堂伙房组长。1999年九月初四，她在县医院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后，大出血昏迷，医生站在血泊中抢救，医院血库告罄，急需输A型血。老史从闻讯那一刻起，彻夜抱着电话，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调动的阵势真是壮观。史世领带人最先赶到新乡血站，第一个撸起袖子抽血。汽车把刘庄人马一批批运往血站，终于从两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汩汩输入杨丽体内。杨丽的公公又端来几袋血，说是老史托人从其他医院找来的。杨丽输血4000CC，几乎把全身血液换了一遍。从老杨庄赶来准备献血的娘家人，感动得流泪。医生和病友也赞叹：“社会主义好，刘庄集体好，有史来贺这样的支书，刘庄人还怕什么？”……老史见到一对龙凤胎时，小儿女已在花园中蹒跚学步，奶声奶气争着喊“老史爷爷”，他无比满足地连声答应：“啊，可好，可好！”他去世时，杨丽的婆婆拦着灵车哭喊：“老书记，俺们不让你走啊！”
对放羊老汉刘荣正，对老村医刘明书，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终。可是，自己的父亲临终时，他正领着群众在棉田里紧张排涝；自己的母亲临终时，他正守在造纸厂烘缸旁指挥试车。这个远近闻名的孝子，只有伏在双亲灵前磕头痛哭。
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时，还催促村干部：“我想来想去，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日子最差，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难没有。”腿有残疾的王伟民，早年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村干部看了回来说，老王家小院可干净了，床上新被子，老伴也体贴，他还亲口说有几万元存款。老史长舒一口气：“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这我就放心了……”
这个刘庄的当家人，既像仰事侍奉的儿子，也如俯身呵护的慈亲。
夏天，他联系“宝花”厂家，20多年前就为集体新村统一安装了空调，外村亲戚都来刘庄避暑。开干部会时，他指着空荡荡的村街说：“你们看，群众这会儿都在家凉快哩，该睡的睡了，该上班的上班了，多美啊！”
冬天，一下雪，他就抱着对讲机，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上班早下班，通知车间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袄。又从大喇叭里通知新单元楼住户：村干部马上去送煤和火炉了，保证每家不受冻！
过年，他和村干部照老规矩，到牛屋马厩过除夕，替饲养员喂牲口，让他们回家吃团圆饺子……
一桩桩，一件件，老史重重复复50年，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村民有多少感动也习惯了。老人们喊着他的名字依靠他，其实他也是老人了；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其实他也是病人了。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给需要的人，自己却病到大小便都行动困难了还不让人服侍……
然而，他平时说得最多的却是：“咱刘庄的老百姓真好！”
当他是风浪之中一条蛟龙，群众是海；当他是困难面前一只猛虎，群众是山。当他遭受委屈、冷遇、挫折，不太懂政治的农民心里也有一杆公平秤。
他最难忘“四清”运动中那一幕——打麦场上，黑压压坐了几百人，一个由中央、中南局、省委、地委30多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组，带着“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的成见，踢开刘庄大队党支部，召开批斗会。已经“靠边站”的史来贺，在会上接受“四清”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一个外号“抵人牛”的社员，以前损公利己挨过老史的批评，上台大呼小叫，越说越激动，突然甩掉棉袄，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几百名社员忽地一下全站起来了，“抵人牛”的拳头挥向老史时，人群挡在了老史面前，瞬间站成一道人墙，顿时震惊了工作组！老史低头站久了坚持不住时，一个凳子悄悄递过来，向来少言寡语的普通社员刘名勋，轻声说：“老史你坐这儿吧。”……这道人墙，这个凳子，让老史感动至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宗旨誓词，只讲不做，在百姓面前轻民、鄙民、欺民、惧民，与群众之间隔膜、棚架、鸿沟、壁垒，以致出现官向官、民向民的对立。正如刘庄村民说的：“对党对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咋不官僚？咋不腐败？必然的！”膨胀时可怕，空虚时可怜，像个气球一触就破，不过区区半张皮。总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你心里没群众，群众心里也没你——于无声处，雷霆万钧。
所以，史来贺一生不唯官，不唯上，唯对群众有“两怕”。
一怕，怕在群众中孤立。
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就像《朝阳沟》里的“银环”。头次参加群众大会，她想，史劳模一定很魁梧，呢子大衣、呢子帽、大皮鞋……台上站起一个人，头系白羊肚毛巾，黑袄黑裤黑布鞋，嗨，就是个庄稼人嘛！
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解放前，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咱们碗里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白菜心，地主的小瓯里，搁几片牛肉，香油一拌，明晃晃的，咱们看着啥滋味？现在咱们当干部了，啥时候都不能特殊，一些贫困百姓，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
他与家人约法三章：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集体便宜，三不收礼送礼。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5个孩子也要“夹着尾巴做人”。
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他说不需要。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要。
他从刚有自行车的上世纪60年代起，就要求村里干部，骑车遇到年长的村民必须下车。有了轿车后，村里干部在村内工作不能坐车。外出坐车遇到步行的村民，他总要喊上车捎一程。
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记性又好，一抖落一串儿，当众剋得叫你地缝难钻。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他怕伤着群众：“你罚他，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村上能得多少利？”即使批斗过他、诬告过他的人，他也宽容相待，甚至委以重任。
晚年的史来贺，更审慎，更明达。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教训，防止个人威望形成“一言堂”，因而特别注重民主，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
对接班人问题，他的态度更鲜明：刘庄产生干部，不能个人指定，要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就选举谁。在他去世20天后，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不提候选人，直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史世领以全票当选，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
二怕，怕在群众中孤独。
“四清”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四清队”，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但在运动初期，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也禁止与群众接触，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下田劳动，没人敢走近他，上工下工一个人，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他落泪了。他感叹：“啥最难受，离开群众最难受。”
他喜欢跟群众一起劳动，汗水相映，肝胆相照，魂魄相依。
他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跟群众蹲在一起边吃边聊。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随处拣个马路牙子，脱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男女老少偎过来，说说笑笑一片融洽。村民们说，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还平易近人，见了男娃喊小名，见了闺女喊妞，全村1600多口人，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问问老人，逗逗孩子，夕阳下，晚霞里，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一种生存意义。
史来贺是一本大书，章节各有精彩，但通篇回荡一首主旋律：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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