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延安整风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创造性实践

记者：延安整风分为高级干部整风、全党普遍整风、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哪些举措可圈可点，值得注意？

肖纯柏：高级干部整风阶段，重点是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从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开始。这一阶段的整风，一个突出特点是学习非常深入、扎实。为了增强整风学习的实效性，1941年8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议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同时决定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人到300人。高级学习组经常组织经典著作读书会、政策学习会和党史研讨会，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有些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反复阅读四、五遍，逐字逐句“啃骨头”，下了很大功夫。毛泽东认为，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其重要的关键”。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认真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所以说，高级干部整风是一次学习上的革命，转变了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提高了决策水平和领导能力。

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严格贯彻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比如，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到基层开展深入实地调查，写出了很有分量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报告。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一行30多人，对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研，编写出版了《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一书，全面反映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为中央和西北局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顾花甲之年，率领20多人，分成若干小组，对延安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出发前，他们没有通知县政府，而是自己选择了三个区、两个乡，直接开展调研。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分组对各部队调查军事、政治、文化、供给、卫生等情况，特别是考察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情况，前后花了两个月。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1942年1月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对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调查。他们深入几十个村庄和城镇，深入农户和地主、商人家，亲自查阅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历时一年两个月，张闻天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向中央写出了高质量的著名调研报告《出发归来记》，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建议。

全党普遍整风阶段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实行开门整风。这是群众路线在整风中的体现，也是群众实施自己民主权利的体现。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一番，上下级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有一次，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乡给一个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后，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评议下，很多单位和领导干部改正了工作中一些缺点和矛盾，保持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高级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深入，党内自我纠错的氛围特别浓厚。总结失败教训时，主要不是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更不是着眼于个人的品质，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错误的内容和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历史决议的起草，特别注重对革命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对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采取宽大的方针，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反映了经过整风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成熟、总体成熟和集体成熟。

记者：如何看待《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肖纯柏：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篇报告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振聋发聩，是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要靠调查研究、靠向历史学习、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了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来对待马列主义原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克服了曾经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这是全党整风的标志。这个报告指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党风还有些不正，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歪风。这篇文章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都是只看片面、不看全面，都不符合实际。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宗派主义发表了自整风以来最为全面具体的讲话，把宗派主义概括为排内性和排外性两种形式，强调整风过程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搞宗派打击，而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顿党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对指导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有重大意义，而且成为以后历次党内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把反对党八股看作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强调只有废止洋八股，从中国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多写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章，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演说之后，很多单位召开了反对党八股漫谈会，一些党政机关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本单位所写的文件、指示、会议、文章、工作方式和语言文字上，看看这些方面有没有党八股的残余。许多单位还检查领导讲话是否不看对象，接待群众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领导学习和讲话是否交给秘书或他人办理。还有的单位开展短文比赛、检查发出的公文和文章是否空话连篇，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整风的深入进行，改进了党的作风。

记者：怎样理解整风宗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句话？

肖纯柏：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形象地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落脚陕北前，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党内斗争中偏重组织处理、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既没有弄清思想，又伤害了同志、破坏了团结，削弱了力量。比如，王明对瞿秋白、何孟雄、邓中夏等重要干部就采取了残酷打击的办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者调离工作岗位，或者撤职查办，对党的重要干部在经济生活方面实行打击。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扣上“右派小组织分子”等政治帽子，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刑讯逼供、错杀等。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也推行左的政策，大批党员被无辜打成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后来还发动了错误肃反，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将领被错杀。闽西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也都发生过错误肃反或肃反扩大化的情况。这些不正确的党内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使本来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鉴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斗争方式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凝聚力，延安整风时中央明确提出了以思想教育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整风方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

为此，毛泽东强调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善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我们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

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中的运用，一是有自由批评的浓厚空气，负责同志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二是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尽量团结多数人共同应对外部严峻的困难和强大的敌人。三是给犯过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们在工作中改正错误。四是开党的重要会议和起草重要文稿、文件时，请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参加，而不是一掌推开。五是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建议党代表加强团结，也要选举犯过错误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结果，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一些知错能改的同志安排到了党的重要岗位上。这些措施，使全党达到了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