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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会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为此，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和规定等。1951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把干部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施政纲领摆在了重要位置。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但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党员的数量大增，可是质量不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由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号召一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和党的基本理论。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这场学习活动向纵深发展。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学会结合，才能反对各种条件下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才能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
补习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 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5年底，全国共有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131万，干部文化学校265所，在校人数8.4万余人。
学会经济建设，掌握专业技术。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学不会管理生产和建设城市，我们照样站不住脚，照样会失败。全党一定要明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为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并有计划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广大党员干部也掀起了学文化、学知识、学业务的热潮，使党在执政初期较快地实现经济复苏和全面好转，经受住了执政初期对党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干部学习专业知识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中央各部委、地方专业部门按专业系统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和举办专业短训班，如中央政法委建立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二是借助普通高校进行干部专业知识教育。据统计，1951—1954 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干部学习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迅速改变了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习虽然没有延安时期规模大、时间长，但对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对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邓小平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
1956年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认识不足，加上急于求成的主观驱动，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遇自然灾害的侵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挫折。面对严峻形势，为了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毛泽东反复提出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在全党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活动。
读书，重点学习政治经济学。1959年6月，毛泽东在拟定庐山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是干部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读什么书，重点读政治经济学。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庐山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又建议大家读苏联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反思，组织读书小组探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号召中央各部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深入研讨，从理论上对经济建设的失误进行反思和总结。为响应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号召，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通过集中研讨，在对“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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