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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党支部——化解流动党员“找家难”
沿着曲曲折折的线索，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位目前身在深圳的流动党员。她说，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将党员组织关系放在了一家人才交流中心党总支。五年间，她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九个月，没有人问过她是不是党员，她也不知道该公司有没有党组织，所以就没有主动亮出党员身份；她去的第二家公司在另一个城市，有两名党员，与另两家公司组建了联合党总支，但由于她与一名党员处于“竞争状态”，也就没有主动“找党”；她所在的第三家公司是她和四名同学创办的，就她一个党员，不够成立党支部的条件。
记者问：“社区党组织你也没有主动联系过？”
她说，她不喜欢和老人家在一起，“有代沟”，而且天天在公司忙碌，平时跟社区没啥联系。
记者告诉她，按照党章的规定，她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应该被“劝退（党）”了。她说“像我这样的多了”。
记者就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问题采访了几位组工干部，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情况。一位市委组织员办公室副主任认为，将党员固定在一个党支部内，这是与党员工作岗位固定、居住地点固定、社会身份固定的状况相适应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党内出现了一个工作岗位不固定、居住地点不固定、社会身份也相对不固定的党员群体，即流动党员。现行的党员组织设置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需要创新党员的组织模式。
如何创新流动党员的组织模式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县（市、区）在社区或村设置了“网络党支部”，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对包括流动党员在内的基层党员进行管理。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这些“网络党支部”实际上是现行党员组织体制的网络版，也可以说是实体党支部的网络版，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绝大多数流动党员所面临的“找家难”问题。
那么，建立“虚拟党支部”又如何呢？经过探讨交流，在数位组工干部的鼓励下，记者提出了构建流动党员“虚拟党支部”的设想。这个设想需以四个制度为基础：
一是党员自主创立“虚拟党支部”制度。在“流动党员网络管理平台”上，流动党员进入“虚拟党支部”平台，在签署同意“虚拟党支部成立规则”、“虚拟党支部书记公约”之后，就可以自主创办“虚拟党支部”，并成为此“虚拟党支部”的书记即楼主，负责主持虚拟党支部的工作，而不需要“上级”党委批准。
二是党员自主选择参加“虚拟党支部”制度。在“流动党员网络管理平台”上，流动党员进入“虚拟党支部”平台，可自主选择加入某个“虚拟党支部”，待“虚拟党支部”答复“同意加入”，即立刻成为该“虚拟党支部”的党员。同时，流动党员也可以自主选择退出某一个“虚拟党支部”。
三是“虚拟党支部”无党员数量限制制度。实体党支部人数一般为3至49名党员，而“虚拟党支部”既可以只有一名党员，也可以超过50人，甚至可以是超级党员数量的党支部。
四是中央组织部直管、县（市、区）委组织部分管“虚拟党支部”制度。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全党的“虚拟党支部”，并根据“虚拟党支部”的IP地址，分配和指导县（市、区）委组织部分管其辖区内的“虚拟党支部”。相关的管理信息在流动党员网络管理平台——“虚拟党支部”平台上公开，相关统计数据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共享。
对非流动党员，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也可以实行“虚拟党支部”式管理。
网络组织生活平台——化解流动党员“生活难”
在哈尔滨市的一个社区，党委书记告诉记者，该社区的各个网格党支部和“党员回家”小组的志愿党员们，采取“敲新来住户门”的方式，帮助二十余名“口袋党员”回到党组织之中。
记者问：“这些流动党员的组织生活过得怎么样？”
书记略一沉吟，答道：“‘生活’有点儿困难。”
一是在规定时间参加组织生活难。流动党员多从事自由或半自由职业，工作时间灵活，很难与社区党员规定时间的组织生活相衔接，也很难与其他流动党员的组织生活时间保持一致。
二是城乡党员组织生活文化交融难。城乡不同的地域文化反映到党员组织生活中，就形成了不同的党员组织生活文化，许多农民流动党员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城市、城镇党员组织生活的氛围，很容易产生自卑甚至逃避心理。
三是寻找组织生活的共同话题难。流动党员从业多样、兴趣各异、文化素质差别大、面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时，不仅自己很难找到一个有最大公约数的话题，社区党组织也很难设计出能够让绝大多数党员产生共鸣的话题。
四是参加组织生活的主题实践活动难。比如社区党组织组织党员去烈士陵园重温党员誓词、上街义务清理小广告、社区植树种花、关心下一代等活动时，流动党员由于时间、兴趣、能力等原因，参加的人数、次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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