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署名王宁的文章《电视问政为何“热”而不“火”》，文章提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未制度化、官员难以适应、效果广受质疑等方面。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官本位意识和公民政治冷漠等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文章称，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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