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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到，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的“主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自然也就很难过得了公众检验的关。在已有的电视问政中，个别政府官员借故推脱不参与电视问政；有的官员尽管出场了，或者把节目当成本部门甚至个人的政绩报告会，报喜不报忧，或者当成演讲会、报告会，生硬地讲一些提前准备好的材料，或者带上本单位其他相关人员充当现场“帮手”，遇到棘手问题时则退避三舍；有的官员面对公众提问和质疑时难掩紧张、尴尬之态。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个别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的表现，如此，在传统的管制型行政理念主导下，官与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自然顺畅地发生，难以贴近群众。
第二，公民政治冷漠延绵已久，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形式的日趋多样化，我国公民的平等意识、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现象，如民主选举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行为、搭便车的功利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行为听之任之以及维护自身权利时的“病急乱投医”行为等。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公民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能力，有的是因为囿于传统官民文化意识的束缚，还没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主体地位，还有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而觉得自己难以发挥预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公民即使在参与行为中表现出积极性和热情，往往是出于冲动和从众心理，而并非出于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考虑。现阶段，电视问政尚未发展成为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的节目形态，其中很重要的症结在于受众参与的问题，而受众参与的前提则是这种问政方式的形式和效果的能紧密衔接，以问政的有效性和功效感来防止过度的政治冷漠，从而使电视问政更好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确保权力运行的公平、公平、公开，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尽管电视问政现场感强、有一定的透明性，但它毕竟是在电子媒介中呈现的，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倘若再任凭问政和施政脱节，听而不闻、问而无果，那么它就很难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解决手段，并极大地伤害和削减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其问政的效果自然也将大打折扣，长此以往难以良性发展。这些都是当前电视问政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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