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会址上海辅德里625号
中共“二大”党章
中共“二大”宣言
91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90年前，中共二大又在这里的辅德里625号召开，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二大与党的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中共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共1921年建党以来，已先后17次修正、制定党章。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计算，党章共修改了六次。其中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次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被正式写入党章。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则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规制在党章中党的指导思想系列。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增入党章。
党的十八大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有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不少上海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车走上延安路高架桥，在经过老成都北路时，原本平直的道路突然拐了一个小弯。向外俯瞰，能看到被大片浓郁的绿色“包裹”着的一处典型石库门建筑。这就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曾经的地址是“辅德里625号”，现为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为期8天的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该章程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二大”创造的“第一”还真不少：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那些笼罩在“二大”上的故事和谜团，让人们禁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踏进“二大”会址纪念馆徜徉一番。
首部党章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从黄陂南路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到老成都北路的“二大”会址纪念馆，步行不过20分钟。这短短一公里多路，对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非同寻常。
1921年7月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早期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不足，尚未完全认清国民诉求、社会性质和当时主要矛盾。加之正值“内忧外患”时期，国内军阀争夺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党章理应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然而在“一大”召开时我党未制定党章。而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党员增加到195人，团员增加到5000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二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32开，里面包含了在“二大”上通过的10个文件，最后10余页收录的便是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是一本复制件，原件珍藏于中央档案馆，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它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保存故事。故事的线索是小册子封面盖有的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谁是“张静泉‘人亚’”？他与中共“二大”文件有什么关系？张静泉，又名人亚。1898年出生在宁波市霞浦镇，家里排行老二，16岁时为谋生到上海凤祥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1921年加入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张静泉先后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等多个职务。
说到这，或许有人要问：张静泉没有参加“二大”，为何会得到小册子？
根据档案资料，可以作如下判断：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陈公博得到一本，赴美以后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在了自己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里，由此有了文献的英文稿；而张静泉也获得一本。1928年冬，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书刊的安危，它们既不能让国民党搜去，也不舍得轻易付之一炬，怎么办？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爵谦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镇东面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人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老人再也没能见到二儿子。
实际上，张静泉已于1932年牺牲。直至新中国成立，老人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的东西不能再“秘藏”下去了，于是叫在上海的三儿子张静茂连登几期寻人启事，但几个月后仍无音讯。老人便让张静茂回趟家乡，并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然后，他将从墓穴中取出一大包文件书报交给张静茂，要他带回上海交给相关部门。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在这些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这之中就包括了铅印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保存下来。1950年与1951年，根据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上海将该小册子上交中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