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为何选择在李达家召开？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9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不但精确到月，甚至精确到日。然而，“二大”的召开地点并未提及。
据记载，吸取“一大”的经验，为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二大”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进行小组讨论，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然事隔数十年后，物是人非，许多代表已经去世，幸存于世的代表大都是外省人，根本无法记住上海成千上万的石库门建筑。因此，当上世纪50年代陈毅市长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当年革命的圣地“二大”会址时，会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一度众说纷纭。有人误把同年8月在西湖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当作同一次会议，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封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达，他在信中写道，“二大”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有人所说在杭州西湖召开的，而是在他的家中----上海市南成都路（今老成都北路）辅德里举行的。
“二大”会址纪念馆二楼展厅，展示着一份影印版的史料。那是李达妻子王会悟专门请人手绘的辅德里625号建筑平面及家具摆设的草图，图上连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都清晰标明。
疑问随之而来，“二大”为何选择在李达家召开？
“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透露，“二大”的召开地点是经过当时中央局领导认真研究的。开始时曾经考虑过去广州召开。鉴于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厉害，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
建党初期，党的代表大会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人家中召开的。由于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李汉俊的家里已经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并且其寓所之后长时间处于租界巡捕的严密监控，所以“一大”会址李汉俊的寓所已经不适合召开“二大”。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家原来是个理想的开会场所，但是，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密探以宣传激进和赤化为名，把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从家里抓走。在共产国际的营救下，陈独秀等人被释放，但是其寓所也成为法国巡捕房严密监视的地方，不是安全的场所。
张国焘所在的北成都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不是合适的会议地点。1922年1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援和领导罢工斗争，尤其是“香港海员后援会”的活动。英租界当局察觉到这个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就设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内，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阻挠和破坏。7月17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办事处被英租界当局查封，其成员被通缉。
相对而言，较安全的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辅德里625号是李达和王会悟新婚后的寓所。这里是一所处于深巷内的石库门房子，整幢房子由李达一家居住，没有外人。房子的前门、后门都可以通行，周围是整片相同的石库门房屋，625号淹没在一片石库门房子中，不易让人辨识。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发生情况也便于疏散。附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平民女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的机关又便于召开小组会议。李达的寓所处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会处，军阀当局又不便于公开到租界里行动，所以是比较安全的。同时，这里也是中共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李达曾经在辅德里625号主编《共产党》月刊和出版马列主义丛书，作为中央局宣传处的通讯处，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陈独秀经常来到这里看阅各种文件。所以，这里是比较适合召开党的二大的地方。
“二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便在李达家的客堂（客厅）里召开了。开会的时候，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李心田（绰号小数点）在门口负责警戒。只是，“二大”一共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他两次全体会议的会址已经无从考证了，成了“悬案”，唯一能确定的是仍旧在上海范围内，在其他同志的家里或李达家附近党的机关里召开的。
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二大”？
同样，“二大”的参加者都有哪些人。至今，学界猜测不断。参观过“二大”会址纪念馆的人都知道，该馆陈列的与会代表的照片中，第12位代表的照片是空缺的。
王志明透露，这一问题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关于“二大”参会者的原始资料所见甚少，加之年代久远，当年出席“二大”的当事人都已去世。如今的名单基本上是根据当事人生前的回忆而定的，且他们互相之间或本人回忆的前后之间说法不尽一致。
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的提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会议。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有：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
也就是说，那个至今“姓名不详”的“第12人”，有7个“候选人”，有人笑称为“7选1的第12名代表悬疑”。
“实际上，名单中的前11位有好几个都曾被质疑。”王志明说，北京代表罗章龙，湖北代表许白昊，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代表与会的李震瀛等都曾经引起过专家争论。
王志明说：“这份名单的出处，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整理出的一份名单，题为《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成分比例表》，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中共二大的珍贵史料。”
当时，这份名单还列出一位“二大”代表的名字：毛泽东。但是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谈时明确说：“那年（注：1922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够出席。”
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参加“二大”的代表中，中央局的代表如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区的代表如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的代表施存统，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在“二大”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张国焘报告远东会议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蔡和森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这些都有历史记载，是比较有力的佐证。
至于目前未确定的7位“候选人”，似乎个个都有可能。比如邓恩铭，他与王尽美都是山东的党组织成员，一起参加了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王尽美之子王杰还曾回忆，父亲曾提起当年是与邓恩铭一起参加大会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两人都参加了“二大”？又如当时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望道或张太雷，既然中央之前已发出通告请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在上海的他们似乎也不存在找不到地方的可能，有什么理由不参加？还有向警予，张国焘曾写道：“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有向警予”，而且党在大会上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作为当时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参加。
或者，大胆假设一下，是否有可能代表不止12人？
李达曾回忆说到会代表十五六人，张国焘讲正式代表只有9人，共产国际米夫则记录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0人。“依当年党在初创期斗争的复杂与形势的严峻，完全存在这种可能。”王志明说，这也从侧面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起步维艰与发展不易。
（2012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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